1935年9月，長征途中，在甘肅省哈達鋪鎮郵政代辦所一份兩個月前的大公報上，毛澤東發現了這樣一條消息：陜北“赤匪”劉志丹，正規紅軍五萬人。

　　“赤匪”，這是南京政府對于紅軍的敵意稱呼，但毛澤東看著報紙，如獲至寶。在他眼中，此時要北上抗日，首先就要到陜北，因為那里有劉志丹的紅軍。當時，陜甘革命根據地成為全國碩果僅存的一塊革命根據地。

　　1935年10月18日深夜，陜北保安縣鐵邊城的一家農戶響起了幾聲敲門聲。農婦趕忙打開門，一位身穿軍裝的軍人和幾個年輕戰士出現在她的面前。隨即這位軍人用他那濃重的湘音說出了請求，“老人家，我們能在您家借住一晚嗎？”

　　農婦點了點頭，將一行人請進了家，這個帶頭的人正是毛澤東。農婦將家中僅剩不多的羊肉和蕎面，為毛澤東做了一碗剁蕎面。

　　毛澤東就這樣度過他到達陜北的第一個夜晚。黨中央能否在陜北站住腳，中央紅軍面臨哪些強敵，毛澤東思考著，一夜未眠。

　　到達陜北的第二天，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隨同中央紅軍陜甘支隊到達陜西保安縣吳起鎮。就在中央紅軍落腳未穩之時，危機正悄然逼近……

　　中央紅軍達到吳起鎮的同一天，東北軍的三個騎兵團尾隨而來，距離中央紅軍前哨部隊僅有十幾公里。

　　原來，在中央紅軍進入陜北前，蔣介石急電寧夏馬鴻賓部，“紅軍長途行軍，疲憊不堪，企圖進入陜北會合劉志丹，茲令你部騎兵前往堵截，相機包圍，予以殲滅。”

　　這一天的夜緊張而忙碌，毛澤東窯洞的燈光仍然亮著。面對著作戰地圖，毛澤東和彭德懷仔細研究著每一個細節。毛澤東要把這場戰斗，當作“禮物”送給陜北人民。

　　1935年10月21日清晨，雖然剛到陜北身體十分疲憊，可毛澤東還是登上了吳起鎮的平臺山頂，他坐在一棵杜梨樹下等候消息。

　　在吳起鎮的大卯梁上，被毛澤東稱為“割尾巴”的戰役即將打響。

　　在頭道川兩邊的山嶺上和溝道里，彭德懷布下了伏兵，專候敵人騎兵的到來。當敵騎兵進入包圍圈時，彭德懷下達了攻擊命令。頃刻間，槍聲、手榴彈爆炸聲響成一片，火光閃閃。

　　經過激戰，紅軍殲滅東北軍白鳳翔部第十七和十八兩團，并擊潰馬鴻賓部第三十五師騎兵團，繳獲大量輕重武器和800多匹戰馬。

　　在掃清了尾隨的國民黨軍追兵后，毛澤東度過了一個寧靜的夜晚。然而，此時一場更大的危機卻猶如這夜色悄然而至。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之后不久，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與當地蘇區干部王玉海、張明科、龔逢春等見了面。這次會面，讓他們聽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陜北革命根據地正在進行“肅反”。

　　十幾天前，1935年10月5日夜里，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根據地領導人和紅軍將領相繼被捕。

　　此時，西北革命根據地正面臨極端嚴重的形勢。

　　隨著中央紅軍北上，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他親自兼任“剿總司令”。

　　1935年9月，由東北軍、西北軍、中央軍胡宗南部等共約10萬兵力，發起對陜甘蘇區的“圍剿”。

　　在下寺灣，中共中央決定，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率紅一方面軍南下作戰，目的地是直羅鎮。

　　乘著月色，紅軍分兵兩路，于11月21日拂曉前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預定位置，完成了對第109師的包圍。天亮后，陳賡率領部隊從直羅鎮東北防區，向第109師發起進攻。

　　在戰斗的同時，紅軍對第109師喊話，希望東北軍的官兵能夠將槍口對準日本人。

　　東北淪陷，這些土生土長的東北漢子，哪一個不愿回到自己的故鄉。就這樣，通過喊話，不到一個小時就有一個營的官兵放棄抵抗。

　　其他敵人絕大多數如無頭的蒼蠅，遍野亂撞，不一會兒，又被第13團俘虜1000多人。第109師師長牛元峰僅帶著一小部分逃入鎮中的土圍子，憑險頑抗。

　　直羅鎮戰役的勝利，打破了國民黨軍對陜甘根據地的“圍剿”。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為黨中央把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陜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直羅鎮戰役勝利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負責人一起，聽取了以董必武為主任的審查錯誤肅反的五人“黨務委員會”的關于審查劉志丹等“案件”情況的匯報。

　　毛澤東用“瘋狂病”來形容誣陷劉志丹、習仲勛的人。會后，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十八人得以釋放。

　　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和陜北肅反擴大化問題的糾正，使陜甘革命根據地原來面對的兩個最緊迫的問題得到了解決。

　　1936年10月下旬，蔣介石不顧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及國內愛國人士停止內戰的要求，調動嫡系部隊三十個師，集結待命，準備進攻陜甘根據地。12月4日，蔣介石親自飛抵西安督戰。

　　蔣介石到達西安的第5天，西安城內一萬余名學生為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舉行請愿游行，高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國民黨特務竟然開槍，打傷了手無寸鐵的學生。

　　張學良深為學生的愛國熱忱所感動。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實行兵諫，扣留了蔣介石和幾十位國民黨軍政要員，西安事變爆發。

　　當天夜里，張學良致電中共中央，在電報中說：“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

　　17日黃昏，周恩來到達西安。

　　1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

　　22日，國民政府派遣宋子文、宋美齡赴西安。

　　23日，張學良、楊虎城與宋子文、宋美齡進行談判。

　　24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當面說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策，蔣介石表示同意談判議定的六項條件。

　　25日，張學良護送蔣介石返回南京。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成為不可抗拒的大勢。根據協議，延安由中國共產黨接管。

　　1936年12月底的一天，毛澤東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對警衛員說，“你們幾個都把東西收拾好，借老鄉的東西要還清，損壞的要賠償，我們再過幾天就要搬家了。”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機關進入延安城。從這一天起，以延安為中心的這片土地，迎來邁向高昂、輝煌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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