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消除發達經濟體與貧困國家在疫苗接種率上的巨大差異，全球復蘇將受阻，并導致全球GDP在未來5年的累計損失達到5.3萬億美元。即便疫情沖擊逐漸消退，世界經濟復蘇仍然面臨疫情前就已經存在的各種掣肘，其中有些因應對疫情而變得更加嚴重。從中長期看，掣肘全球經濟的因素包括攀升至歷史最高水平的債務、勞動生產率增速遲緩、多邊貿易體系WTO上訴機構停擺且改革談判達成共識困難重重、金融監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經濟民族主義特別是資源民族主義抬頭等。與經濟活動關系密切的網絡安全始終是一只威脅巨大的“黑天鵝”。美國的長期國債是全球金融系統的核心，幾乎所有國家都有美債儲備，并被用作幾乎所有物品和資產的抵押品，而99.9%以上的美國國債以純粹電子形式存在。如果有人能夠侵入美債系統，金融市場信心就可能崩潰，全球貨幣體系與金融市場便將陷入一片混亂。風險、挑戰或掣肘確實存在，但全球經濟整體上行進而回歸中長期發展軌道也是事實。2021年上半年主要經濟體經濟復蘇強勁，但進入第三季度后總體放緩、增速分化，呈現前快后慢的特征。從全球看，雖說不同經濟體復蘇步伐并不一致，鑒于絕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可以收復“失地”，全年世界經濟實現明顯復蘇可以說已成定局。預計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5.5%左右，2022年增長4.5%的可能性較大。同時，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不包括中國）的GDP到2024年可能依然比疫情前低。短期看，世界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恐怕還是政策風險。主要發達經濟體應對通脹、維持復蘇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如果失當，將會引發資產價格動蕩暴跌，扼殺脆弱的經濟復蘇并可能將經濟推入滯脹通道，進而殃及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中長期看，受各種因素影響，比如對人類和地球都有利的結果究竟為何尚無定論，在過去10年寡頭壟斷企業形成的“經營共識”（習慣于高利潤、低投資、弱競爭）能否走向終結還有待觀察，我們認為全球仍處在中低速增長軌道，未來3年至5年內世界經濟增長率將維持在中低位，當然各國各地區增速會存在顯著差異。過去一年多全球目睹并感受到了供應鏈受阻之痛，芯片短缺、能源供應不足、航運不暢和運費暴漲成為全球供應鏈之痛的主要痛點。國際金融協會發出警告，美國生產系統中供應鏈中斷的可能性上升，目前制造業交貨期延遲情況與2011年福島核災難后日本的情況一樣嚴重，并開始擴散至全球。這也迫使企業押注效率低但抵抗力強的供應鏈，最終推高價格。衡量集裝箱費用的德魯里航運指數2021年9月比一年前上漲291%，諸如從東亞到歐洲最大港鹿特丹港繁忙航線的運費達到了一年前的6倍。煤價過去一年間上漲2倍、天然氣價格上漲4倍，德國電價自2021年2月以來上漲1倍多。能源價格出現暴漲的原因和供應鏈受阻有關，而根本原因則在于疫情反復、經濟復蘇速度超越預期，以及石油領域投資不足：2020年石油和天然氣投資下降20%。近兩年來供應鏈韌性成為熱議話題。對企業而言，主要經濟體之間貿易緊張和多邊貿易體系受到嚴重沖擊、氣候與自然災害多發、網絡攻擊頻繁等，在不同維度增加了供應鏈斷裂的可能性。由于技術進步與擴散，特別是生產數字化呈現不可阻擋之勢，勞動力成本套利的空間逐漸變得狹小。隨著網上購物的普及，消費者對快速配送的需求上升，能否快速送達已成為企業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疫情沖擊更是讓企業意識到，徹底重新評估價值鏈、縮短供應鏈、稀釋或多元化供應鏈、投資更有韌性的供應鏈將有利可圖。從國家層面看，經濟相互依存度不斷提升一直被認為是地緣政治穩定的源泉，現在則被一些人認為是致命弱點，因為供應的高集中度在有些人眼里就意味著高依賴度，涉及“國家安全”，事關大國博弈。基于此，美國等國家陸續出臺或計劃出臺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給率或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勵制造業回流或使供應鏈多樣化，甚至有人公開鼓吹所謂“脫鉤”，矛頭主要針對中國。典型事例是美國總統拜登2021年2月24日簽署“美國供應鏈”第14017號行政命令，指示政府對美國關鍵供應鏈進行全面審查，以識別風險、解決脆弱性并制定戰略，提高恢復力。為此，美國政府成立了涵蓋十多個聯邦部門和機構的工作組，與商業、學界、國會以及美國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數百名利益相關者進行磋商，以確定漏洞并制訂解決方案，其中涉及的關鍵產品包括半導體制造和先進包裝、大容量電池、關鍵礦物和材料、藥品和原料藥。不過，盡管從企業層面和大國博弈層面上看，有人在拉扯全球供應鏈朝著逆全球化方向偏離，但至少2021年的現實并不支持上述判斷，特別是和中國有關的數據提供的更是反例。個中原因主要在于中國持續且堅定的開放政策和市場規模。上海美國商會和普華永道中國2021年9月的調查顯示，在338家受訪公司中，78%表示對本公司未來五年的業務展望感到“樂觀或略微樂觀”，比上年同期高近20個百分點，而感到“悲觀”的企業占10%，一年前該占比為18%。人口屬于中長期變量，累積到一定程度后會在短期內產生重大效應。人口變化主要體現在人口數量、年齡結構、族群比例以及人口跨境流動等方面。人口預測是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的重要計劃和風險管理工具。政府需要通過短期和中期方案來估計人們對學校、醫院和其他公共服務的需求，幫助基礎設施建設長期融資，為未來勞動力規劃必要的技能和知識，明智地投資健康研究和開發資源，了解潛在的環境、軍事、地緣政治和其他風險，并實施預防或緩解策略。對從事具有長期回報投資的企業而言，人口預測同樣重要。同時，普通個體也會關注是否有足夠的工人繳稅以支持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和醫療福利。此外，人口變化還涉及國際和國家安全與穩定。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UNDESA）預測，全球人口將從目前的77億人增至2030年的85億人、2050年的97億人，2100年達到110億人峰值。從年齡結構看，工業化國家或經濟體普遍進入老齡化社會，2020年日本6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的28%，歐盟27國為20.3%，美國為16%，俄羅斯為15%。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中，中國65歲以上老人占11%，已邁出走向老齡化社會的步伐。與快速老齡化社會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爆炸。目前人口增速最快的是非洲，總數為13億人，預計到2050年增至26億人。年輕人口占比高可以產生人口紅利，但收獲人口紅利必須與人力資本不斷積累、儲蓄率與投資率提升、能夠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的體制機制改革、社會穩定、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等相結合方能實現。發達經濟體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巨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勞動力供給減少，由此可能降低潛在增長率；二是與社保和醫保相關的財政支出增加，因此形成的赤字壓力可能拖累經濟長期增長；三是老年人創新能力與意愿下降，從而波及勞動生產率提升；四是消費需求減少，投資增長與結構均會有所改變；五是移民政策可能被迫調整，國內社會因此出現分裂；六是為數眾多的老年人政治參與程度上升，各國內部政治博弈的過程與結果正在發生改變；七是自動化導致非熟練勞動力大量失業，通過讓更多知識密集型任務（如分析消費者信用評級和提供金融建議）實現自動化，降低人類參與工作的必要性。從某種意義上講，未來20年最確定的趨勢是人口結構的重大轉變。有學者將這種轉變用三種“顏色”形象地加以表述：更多的灰色（老齡化）、更多的綠色（隨技術進步而來的每公頃產出增加）、更少的白色（美國和歐洲人口總數中白人的比重快速下降）。還有學者將人口轉變或“拐點”理解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且高質量勞動力大幅增長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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