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進一步梳理資產證券化的法律問題及解決路徑，9月7日，由深圳證券交易所主辦的“資產證券化業務法律問題專家研討會”在合肥舉行。與會專家認為，凱迪電力ABS司法判例填補了國內ABS相關案例的空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同時，該判例對資產證券化各種產品的發展，對交易的安全性、合規性，以及對未來的資產證券化立法依據均提供了很好的法律實踐支撐。

資產證券化的“立法呼吁”亦是此次研討會重中之重。與會人員表示，資產證券化業務基礎性法制建設亟待加強。

凱迪電力ABS判例成“里程碑”

2018年8月6日，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合肥中院”）做出（2018）皖01執異43號《執行裁定書》，裁定中止對南陵縣凱迪綠色能源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陵凱迪”）在國網安徽省電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安徽國網”）應支付的電費及補貼3000萬元的執行。

一錘定音，合肥中院關于深圳平安大華匯通財富匯通財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平安大華匯通財富”）的執行異議一案畫上句號。

對于合肥中院的裁定，業界給予了高度肯定。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曙光認為，該判例最重大的意義就在于，合肥中院把三個合同視為一個整體，確定了“基礎資產是不是成立”這樣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對資產證券化當中破產隔離的最大的障礙，進行了一次非常大膽的突破。“這個突破，一個是效率上的意義，一個是法律上的意義。”

“判例同時把原始權益人和基礎資產未來的收益人進行了一次成功的隔離，填補了空白，對資產證券化各種產品的發展，對交易的安全性、合規性，對未來的立法依據均提供了很好的支撐。”李曙光表示。

“本案推動了資產證券化破產隔離的重要的司法實踐。”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楊東如此評價凱迪電力ABS判例的典型意義。

據《中國經營報》記者了解到，該案緣于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2018年5月23日，合肥中院在審理合肥科技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興支行（以下簡稱“科農行大興支行”）與南陵凱迪、凱迪生態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凱迪生態”）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中，依據科農行大興支行的申請，作出民事裁定，凍結南陵凱迪和凱迪生態3000萬元的銀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價值相當的相關財產。

在財產保全案件執行過程中，平安大華匯通財富對合肥中院“凍結南陵凱迪在安徽國網3000萬元應收賬款”的行為提出書面執行異議。

平安大華匯通財富認為，應支付電費及補貼3000萬元系平安大華匯通財富所有。平安大華匯通財富已代表“平安凱迪電力上網收費權資產支持專項計劃”（以下簡稱“專項計劃”），向包括南陵凱迪在內的三家公司購買了特定期間（專項計劃設立之日起至2020年6月12日止）的上網電費收費權，支付了11億元的轉讓對價，并在中登網進行了轉讓登記，安徽國網亦同意南陵凱迪轉讓電力上網收費權。

平安大華匯通財富稱，凱迪生態主體信用評級下調至C級后，平安大華匯通財富已依約向安徽國網發出權利完善通知，通知其電力上網收費權轉讓事宜，并要求電費收入款項直接支付至專項計劃賬戶。

公開信息顯示，2015年6月12日，平安大華匯通財富依照證監會《證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設立了專項計劃，專項計劃發行總規模為11億元，存續期為5年，募集資金用以受讓隆回縣凱迪綠色能源開發有限公司、松滋市凱迪陽光生物能源開發有限公司、南陵凱迪（上述三公司合稱“原始權益人”）合法擁有的電力上網收費權，由凱迪生態擔任差額支付承諾人。

科農行大興支行辯稱，結合《基礎資產買賣協議》，平安大華匯通財富訴請所涉財產不屬于專項計劃，請求法院駁回平安大華匯通財富公司的異議申請。

合肥中院經審理認為，首先，涉案的“電力上網收費權資產證券化”中，平安大華匯通財富與南陵凱迪等原始權益人達成的《專項計劃說明書》《專項計劃標準條款》和《基礎資產買賣協議》三份合同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理解。

其次，合肥中院認為，依據簽署三份合同，足以認定平安大華匯通財富以11億元的對價，受讓了原始權益人因生物質發電自包括安徽國網在內大三家電力公司應當取得的電費、可再生能源補貼、調峰及停機補償等產生的一切相關現金收入債權。

再次，法院認為，就涉案債權，雖然辦理了“應收賬款轉讓登記”、“應收賬款質押登記”，但結合簽署的三份合同，認定雙方當事人就案涉電費及補貼，形成的是債權轉讓關系而非質押擔保關系，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

合肥中院認為，科農行大興支行的抗辯理由不成立，理由有三。其一，平安大華匯通財富已提供證據證明完成了11億元對價的支付義務；其二，不能以資金歸屬界定電力上網收費權的歸屬；其三，鑒于《專項計劃說明書》已有明確定義，因此涉案電力上網收費權的對象不僅包括電費，還包括各項補貼。

最終，合肥中院裁定，中止對南陵凱迪在安徽國網應支付的電費及補貼3000萬元的執行。

ABS法律基礎亟待加強

與會專家同時表示，凱迪電力ABS判例存在缺乏資產證券化業務的上位法依據、基礎資產的范圍邊界認定等討論問題。

證監會債券監管部負責人講話中也表示，“要解決ABS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必須有牢固的法律基礎和有力的司法保護，目前依據的多為部門規章或規范性文件來保證資產證券化業務的運行，面臨了很大的法制上的不確定性。”該負責人表示，資產證券化業務基礎性法制建設亟待加強。

記者梳理發現，我國資產證券化業務發展十幾年間，共發布的政策法規五十余個。

“結合對凱迪電力ABS案例的深度剖析，促資產證券化發展的整體法制環境的形成，進而推動《證券法》的修訂，確定資產支持證券的法律上的地位，為ABS業務保駕護航。”證監會上述負責人稱。

李曙光也表示，資產證券化目前在中國發展非常迅速，已經成為一種被廣泛采用金融創新工具，在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任何金融創新工具的創意出來，都有一套制度來予以支撐。要依照法律制度的安排來鞏固一些交易的基礎，讓金融工具來實現它的目的。有一套講究效率的制度之外，它也應該有一套防范風險的制度。”李曙光強調。

據介紹，資產證券化業務經過十多年的呼吁推動，逐漸被大家所接受。特別是2014年，審批制度改革，從審批制變為備案制以后，資產證券化發展進入了快車道。2015～2017年，發行量從2000億到這個9600億，增長迅速，反映出社會及廣大投資人對于ABS產品的巨大需求。實踐證明，ABS對于滿足企業融資、改善財務結構等方面，都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述負責人表示，到目前為止，存續專項計劃是1414只，托管的面值是1.17萬億元。風險防控方面，有七家管理人管理的8只產品處于違約狀態，違約率是0.31%，總體風險可控。從國際上來看，也是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雖然整體的風險可控，個體的風險還是要引起高度的關注。”證監會上述負責人強調，從日常監管和已出現的違約情況來看，部分風險形態比較嚴重，比如基礎資產涉嫌造假、原始權益人出售給專項計劃的資產本身涉嫌欺詐；在運行過程中，存在違規抵質押、關聯方增信失效、部分管理人執業質量堪憂等等問題。

專家呼吁《破產法》增加破產隔離機制

那么，如何立法、修法，才能為資產證券化構建更為有力的法律體系保障？ 參加研討會專家提出了諸多建議。

“《證券法》的修訂要納入基礎資產的概念。”李曙光表示，目前央行、銀保監會均有不同的資產證券化的概念，建議統一納入《證券法》當中。

李曙光同時建議，在目前《民法典》的制定過程當中，在物權當中加進“請求權”的概念，對于未來權益特別是基礎資產登記公示制度，能夠有所體現；而《合同法》的修改過程中，對于未來可期待的利益應該給予重視。

9月5日，《民法典各分編草案》在中國人大網公布，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征求意見截止日期為今年11月3日。

證監會上述負責人也希望，通過司法的實踐活動，確認資產證券化最基本“破產隔離”這個核心的法律制度，積極爭取最高人民法院能夠以司法解釋等方式予以明確。

“對于《破產法》，要增加破產隔離的機制，對基礎資產進行認定。”李曙光認為，應該允許任命專業人士來擔任管理人，去接管經營未來收益的整體業務，允許債權人債務人去選擇管理人。

李曙光特別強調，資產證券化操作過程中，要恪守真實性、潔凈性和整體性三大原則，警惕虛假的“真實出售和破產隔離”，不要輕易改變結構，不得有超出法律的約定，不能有后手交易；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要比一般的IPO要更加強調信息披露，還要通過風險自留的方式來降低道德風險；還要警惕防止再證券化。

“呼吁建立違約債交易市場，未來高風險高收益的這種違約債，市場會非常發達。”李曙光表示，中國可以未雨綢繆建立違約債券市場，來降低資產證券化當中的風險。

然而，在資產證券化的立法進程眼前尚不能配合ABS解決實際問題的情況下，楊東表示，可以通過技術手段打破中間環節，使得融資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技術手段包括監管科技的應用，可以使資產證券化資產更加可信，利益相關方能夠在這個過程當中，實現權益的自動履行。如通過包括智能合約事前做一些條款設定和約定，避免事后的法律糾紛。”楊東認為，借助區塊的技術，可以更好地實現資產的數字化包括未來收益權，可以增強資產的流動性還能夠降低交易成本，也能夠降低糾紛的成本。

（編輯：夏欣 校對：翟軍）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