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特別是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數字科技創新加速和應用加深，我國數字經濟呈現蓬勃發展態勢，電子商務、社交媒體、共享出行、餐飲外賣等各類互聯網平臺企業不斷涌現并迅速壯大，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典型代表，商業模式創新日益走在世界前列。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深刻影響和改變了傳統產業組織和經營模式，而且重構了市場供求體系，優化了資源配置，促進了數字科技企業和傳統企業跨界融合創業創新，拓展了消費市場發展空間，創造了更多具有數字經濟特征的新就業渠道和就業崗位。

數字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

　　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日益呈現新特征。一是數字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發展方式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隨著互聯網滲透率的不斷提高，互聯網企業依靠用戶數量增加帶動的高增長階段基本結束，流量紅利逐步弱化，吸引用戶成本大幅攀升，發展逐步進入存量競爭、提高效率、增加客單量的新賽道。二是數字經濟的創新重點從線上擴張向線上線下融合轉變。隨著數字科技應用深化和數字能力不斷成熟，數字科技能力加快向線下滲透和賦能，近年來在零售領域“線上線下融合”的發展有了不少成功案例。三是數字經濟的創新領域從消費領域向社會服務和服務型制造領域延伸。一方面，線上線下融合發展帶動各類對線下體驗依賴度高的社會服務領域成為商業模式創新的新熱點，突出表現在醫療健康、教育、養老、體育文化等。另一方面，核心技術創新不斷突破，為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等服務型制造領域帶來新的創新發展動能。

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面臨新挑戰

　　隨著數字經濟加快向更廣泛的產業領域延伸、數字科技在更豐富的經濟社會場景得以應用，對數字經濟創新主體準確把握產業特征和產業升級規律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對監管機構理解數字經濟發展規律、掌握數字科技應用能力、支持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出了更迫切要求。

　　數字經濟創新主體需要敏銳把握數字科技創新變化，盡快轉變發展方式和創新理念。數字科技在向社會服務和服務型制造領域延伸的過程中，與在消費互聯網中高速迭代的模式創新有本質不同。一方面，與消費服務不同，社會服務更加依賴面對面提供服務，對服務人員的專業能力要求更高，服務內容的差異化和個性化特征更加顯著。以醫療健康服務為例，數字化服務不僅需要更加貼近實體醫療機構，還要對服務人員資質和服務質量進行更加精細和嚴格的管控，在優化服務體驗和處理糾紛方面提供更加專業和更具針對性的解決方案，這些都難以在短期內標準化和規模化，需要數字經濟企業培養耐心。另一方面，服務型制造涉及的技術類型更廣、技術難度和復雜程度更高、覆蓋的價值鏈更長，存在較高的技術門檻，這對數字經濟創新主體加大對原創技術的研發投入、培養對創新周期的耐心提出了更高要求。

　　另外，支持數字經濟和數字科技創新發展的監管理念和監管機制還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一是現有監管理念和監管制度還不能完全適應數字經濟時代發展模式和數字科技創新方向。以條塊為主的監管體系、選擇性的產業政策、相對固化和滯后的監管手段、各地區差異化的監管要求已經不能適應數字經濟融合發展、快速迭代、跨區經營的發展模式，不僅難以有效引導和規范企業不當競爭行為，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發展活力和創新能力。二是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還有待健全。一些現行法律法規不適應發展需要，或者在執行過程中存在配套法規不完善、與其他法律缺乏協調等問題。同時，相關標準特別是服務標準建設相對滯后，新興消費行業標準缺失，現行服務標準和規范整體水平不高、可操作性不強、與國際接軌不夠，不利于數字經濟發展質量和競爭力提升。三是信用體系還不健全。政府信用信息共享和公開還不充分、不透明，依托先進數字科技支撐的數字要素流動和配置機制還未建立，“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約束機制也還沒有全面實現，導致仍然存在部分企業失責行為對消費者權益造成不良影響。

數字經濟時代需要更為公平有效的發展舉措

　　加快數字經濟創新發展，加深數字科技創新應用，既是全球技術變革的大勢所趨，也是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還是我國提升全球競爭力的關鍵之舉。新階段實現數字經濟穩健發展，要遵循規律、順勢而為，適當加大對社會服務和服務型制造領域數字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創新完善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監管理念和監管機制。

　　強化數字經濟持續創新能力。進一步優化服務消費的中高端供給，強化服務消費與商品消費融合互動。推動旅游、文化、購物、娛樂、健康、餐飲等行業的集聚和一體化發展，創新業態和商業模式，構建多樣化消費創新的良好生態。加快5G、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新技術應用。

　　有針對性地制定社會服務和服務型制造促進政策。順應群眾需要發展“互聯網+服務業”，支持社會資本進入醫療健康、教育、養老家政、旅游、體育等服務領域，提供更多優質高效的便民服務。鼓勵“互聯網+社會服務”創新示范地區成功經驗推廣。適應產業升級需要加快工業互聯網平臺建設及應用，推進制造資源、數據要素等集成共享，發展智能制造和服務型制造。

　　轉變監管理念和體制機制。建立跨地區、跨部門、跨層級的監管協調機制，實施“綜合監管、聯合監管”，避免出現“多頭監管”“重復監管”和“監管真空”。加快產業政策從“選擇性”向“普惠性”轉型。加強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監管方面的應用研究，提升事中事后監管能力。

　　完善法律法規和相關標準。清理修改不合時宜的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建立健全監管標準體系，加強互聯網領域安全生產、網絡安全、數據安全和公共安全等標準的制定和普及推廣，加快專業領域有關標準的研究。

　　夯實信用體系建設。建立多方參與的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健全信息共享互通機制，加快實施褒揚誠信、懲戒失信的聯合治理。強化信用約束，科學合理界定平臺主體責任，依法懲處網絡欺詐、假冒偽劣、不正當競爭、泄露和濫用用戶信息等行為。

　　營造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在理論創新的基礎上，建立判定和評估數字經濟條件下壟斷行為和不公平競爭的標準和依據。監管關注點從企業數量或市場占有，轉向競爭行為。對于跨界經營的數字經濟企業，要依據國際慣例，對其相互關系和業務聯系進行嚴格界定甚至業務相對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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