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院士梅宏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大型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最大的難題就是路徑依賴帶來的慣性思維，“船大，掉頭就不容易。”而小企業的特點是上手快，但在前期起步中面臨投入跟不上的困境。數字化轉型不是短短幾年就能簡單完成的任務，他認為這個轉型階段可能是幾十年，所以現在人才培養就需要加強，為直至本世紀中葉前的轉型階段做儲備。

梅宏表示，過去的信息化都是做錦上添花的工作，在數字化的基礎上，為原來業務流程的各環節提質增效。傳統行業的大型企業在信息化方面表現出色，但普遍都是將信息技術視為提質增效的工具。過去的執牛耳者要接受可能被新技術顛覆的概念并不容易。

“數字化和數字化轉型不是一回事，轉型涉及到一場變革。”梅宏表示，大型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最大的難題就是路徑依賴帶來的慣性思維。“船大，掉頭就不容易。大型企業對自己行業的堅守比較強。”而小企業的特點就是上手快，不過在前期起步過程中面臨投入跟不上的困境。

“但不管怎么樣，大家看看現在已經發生的很多事情，你不改，別人就改你。”現實情況是，以互聯網基因為主的企業正在廣泛滲透到各行各業，這是技術應用發展的趨勢。

梅宏提到，我國數字化轉型存在“三不”現象：不想、不敢、不會。“不想”是指囿于傳統觀念和路徑依賴，對科技發展趨勢的理解和認識不足，甚至對新技術的應用持抵觸情緒。

這在大企業中較為常見，梅宏認為，數字化轉型的大趨勢不會變，傳統行業需要多些警惕，換位思考。數字化轉型面臨制度、管理、技術、人才等諸多挑戰，但是，觀念上的轉變是數字化轉型最核心、最關鍵的一步。“在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是開放思維。”

“不敢”是指面對轉型可能帶來的陣痛和風險而不敢率先探索，期待他人先吃螃蟹，降低自身投入風險，故而就地觀望、躊躇徘徊。

“現在數字化轉型還在探路期，由于投入大，所以回報不一定落在自己身上，能不能成功還需要很多時間和探索。”梅宏表示，這需要更多典型案例引導轉型，需要政府支持數字化轉型的創新實踐和示范，也需要技術界不斷提供各種技術方案。

“不會”也即缺少方法、技術和人才，缺少實踐驗證過的成功經驗和路徑。數字化轉型并非信息技術和工具的簡單疊加即可完成，而是需要兼通信息技術和本行業領域知識的復合型人才。

“中國計算機學會為什么要強調 ‘計算+’？本質上是基于這樣一個情況，計算機專業人才對其他行業了解不夠。”梅宏表示，計算與行業知識的融合目前“遠遠不夠”。

過去，計算專業人士習慣了計算機被人們定位為助手和工具，解決行業某個環節的問題。傳統行業也可以“自學成才”，利用計算機提高效率，“我希望計算機界能夠更多接觸行業領域，去幫他們做事情，用計算思維去影響、改造和引領行業領域。”

“歷史包袱越輕的，越容易發生變化，越新的行業，越容易和信息技術結合。”但他認為，數字化轉型不是短短幾年就能簡單完成的任務，“這個轉型階段可能是幾十年，到本世紀中葉，如果我們能看到一些基本的模式和成功范式就不錯了。所以現在人才培養需要加強，從思維理念到技術準備、行業融合等等。”梅宏表示，現在加強人才培養，就是為直至本世紀中葉前的轉型階段做儲備。

數字化轉型離不開數據。數據要變成生產要素、參與市場分配，就必須共享開放，只有共享才能釋放數據的價值，當然，也需要保護數據安全。 

梅宏認為，開放和安全永遠是一對統籌、平衡的關系。技術進步給人類社會帶來便利，也會帶來安全問題、隱私暴露問題，要在發展中求安全，法律、道德規范、技術緊密結合。“社會發展主旋律是不會變的，當然我們要盡最大努力保護數據安全，保護個人隱私，這也是科技向善的必然追求。”

全面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也是事關上海發展全局和長遠的重大戰略。上海正圍繞經濟數字化、生活數字化、治理數字化三大領域深入推進各項工作。

上海要努力成為數字應用滲透最充分、數字技術基礎最扎實、數字產業集群最豐富、數字要素資源最活躍、數字生態系統最具競爭力的城市之一。

對于超大城市的數字化轉型，梅宏表示，超大城市的數字化轉型成本高，理念轉變不容易，但對于上海來說，財力加上組織力，再加上人才和技術優勢，頂層推動和自底向上結合，上海有這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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