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加強區塊鏈司法應用的意見》中提到，2025年將建成人民法院與社會各行各業互通共享的區塊鏈聯盟，數據核驗、可信操作、智能合約、跨鏈協同等基礎支持能力大幅提升；交通運輸部也于不久前印發了《基于區塊鏈的進口干散貨進出港業務電子平臺建設指南》，提出加快平臺應用和數據共享，在大宗散貨運輸領域推動構建基于區塊鏈的貿運一體化數字生態鏈。

政策層面的積極驅動，讓區塊鏈在司法存證取證、交通航運數據共享等行業呼吁已久的剛需場景向縱深推進。

事實上，上述公共服務領域和實體經濟領域的應用案例也是區塊鏈國家頂層設計中強調培育的重中之重。2021年工信部、中央網信辦聯合發布的《關于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應用和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部署了兩項重點任務，一是聚焦數據共享等實體經濟領域，支撐行業數字化轉型和產業高質量發展；二是推動區塊鏈技術應用于存證取證等公共服務領域，支撐公共服務透明化、平等化、精準化。

及時形成行業性的區塊鏈配套設施，不僅搭建了縱深垂直且具權威性的區塊鏈公共基礎設施，推動了區塊鏈技術示范應用，而且力量更為集中，有望推動區塊鏈在剛需場景盡快落地應用，為區塊鏈產業生態和產業鏈的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以司法+區塊鏈應用為例，此前行業組織、實體企業以及金融機構等節點參與方沒有與最高人民法院的聯盟鏈打通時，司法領域利用區塊鏈存證取證、證據在線驗證，只能由技術公司聯合公證處、司法鑒定中心、律師事務等提供服務，相比由最高法、互聯網法院等直接牽頭搭建的司法區塊鏈平臺，在效率與效力層面遜色許多。有了行業主管部門構建的多中心化“認證機構”，能夠吸引和激勵越來越多的機構積極參與，將真正實現規模化發展。

理論上，區塊鏈的去中心化邏輯衍生出的公開透明與不可篡改屬性適用于很多行業，例如供應鏈管理、產品溯源等涉及多方參與節點，是區塊鏈技術發揮作用的良好場景。但目前來看，這些存在巨大價值的應用場景，大部分尚未找到隱藏在現有產業邏輯和業務場景背后的根本性痛點，與大數據、AI、云等其他技術的融合運用深度不夠，導致大部分區塊鏈業務場景還較為孤立零散。此外，在對區塊鏈有剛性需求的應用場景中，區塊鏈基礎設施更多地是由市場主體去自發建設，比如行業龍頭企業在產業鏈某些環節搭建起適用于有限場景的區塊鏈平臺，在這種情況下，龍頭企業缺乏主動開放數據的動力，打通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的案例并不多見，距離形成真正的規模化效應，還有一定距離。

區塊鏈規模化落地的標志究竟是什么？業內主流觀點認為，在國家層面的宏觀頂層設計逐步完善的基礎上，各行各業的中觀層面還要有健全的監管和治理手段、相對統一的行業標準、配套的基礎設施，以及成熟的業務模式。

在對區塊鏈有迫切需求的應用場景中，需要在中觀層面不斷健全監管和治理手段，推動形成相對統一的區塊鏈行業標準和更低成本的區塊鏈基礎設施，形成好的商業模式。我國發展區塊鏈以聯盟鏈為主，國內的聯盟鏈基本上都是大型企業自建而成，中小企業的應用門檻并不低。

在推動行業性的區塊鏈發展中，利用市場無形之手的同時，也要審時度勢，及時伸出政府引導之手。在一些特定的垂直行業中，可以由國家主管部門牽頭形成一個區塊鏈聯盟，有政府機構、監管機構與其他參與方共同設計，不僅能為更多的企業提供較方便獲得的區塊鏈技術、形成比較統一的技術標準，還能共享行業已經驗證過的方案，形成體系，極大地減少企業和機構參與區塊鏈應用的成本。

在有潛在應用價值的場景中，要鼓勵先行先試，盡可能發揮這一場景中主導力量在資源配置中的優勢，推動服務模式成熟，摸清發展路徑。比如，2018年北京互聯網法院構建的“天平鏈”司法區塊鏈平臺，這種先行先試吸引各地法院、原生區塊鏈技術公司、司法鑒定中心、公證處以及互聯網公司介入平臺建設，紛紛開展搭建司法區塊鏈平臺，作為節點參與方的行業組織、實體企業以及金融機構也陸續加入。

目前，北京、重慶、上海、福建、河北、天津等多地的不同組織、機構，從各自的切入點發揮自身優勢，構建規模性區塊鏈基礎設施，多個行業級、區域級、城市級的區塊鏈服務平臺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服務模式路徑也逐漸清晰。

數據暢通流動是應用區塊鏈的前提，為避免數據“不能共享、不愿共享、不敢共享”成為上鏈的阻礙，要發揮隱私計算等技術特性，為更多數據源提供服務，相輔相成解決數據確權、多方數據協作的痛點。在該方面，螞蟻集團等區塊鏈企業已經將隱私計算引入到醫保反饋分析、聯合營銷、企業征信等新興區塊鏈應用場景中，用戶在實際應用中也切身體會到了區塊鏈+隱私計算對數據合規使用、多方數據協作帶來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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