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建國家數據局！羅衛東委員：建言被采納是件很令人高興的事情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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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4日，全國“兩會”期間，羅衛東向大會提交了一份《關于建立健全我國國家級大數據資源的組織、技術、標準、制度體系的提案》（04368號），提出“建議參照國家自然資源部的相關功能，設立國家大數據資源部（或總局），統籌管理全國性、基礎性、長期性的重大公共數據和戰略數據資源，重點對政府公共數據進行頂層設計、統籌規劃，提升聯動與協同效應。”

對于宣布組建的國家數據局，還有何期待和建議？為此，新京報新京智庫采訪了全國政協委員、浙大城市學院校長羅衛東。以下摘編了部分采訪內容。

新京智庫：你是什么時候開始有了要向國家提交這樣一個建議的想法？

羅衛東：大概是2020年9月，我出任杭州城市大腦研究院的院長。研究院承擔了一些支撐杭州城市治理，并進一步向縱深方向推進的研究、咨詢任務。所以，我不得不認真地來考慮數據治理、管理的事。

杭州是一座擁有1200萬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已經遇到很多由于數據分割形成的阻隔和瓶頸，更不要說整個國家。杭州是我們國家第一個設立數據資源局的城市，即杭州市數據資源管理局。可以說，杭州是在組織機構上設立數據資源局的“第一個吃螃蟹者”。

此后，在數據資源管理局的運行過程中，我們越來越感覺數據資源的管理、治理必須是全國一盤棋，要在更高層面，國家層面來推動。后來，浙江省也組建了數據資源局，即浙江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成為國內比較早設立大數據局的省級政府。

新京智庫：據了解，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多家研究機構此前也從不同渠道向上反映要設立這樣一個部門，你是否也有去這些機構走訪調研過？

羅衛東：其實，杭州是數字經濟非常發達的一座城市，可以自豪地說，浙江的數字經濟和數字治理是走在全國前列的。因此很多涉及數字化，數據資源的管理利用方面的問題，其實在杭州就已經遇到過很多。

作為杭州城市大腦研究院院長，這些年來，我一直在與阿里巴巴集團首席技術官王堅院士、杭州市數據資源管理局、杭州云棲工程院一起圍繞城市的數字治理、數字經濟發展做了解、溝通工作。相關的企業也走訪考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企業都有，包括像阿里巴巴這樣的大型平臺企業。

在接觸了解的這三年多時間里，確實碰到了很多問題。比如，由于數據資源在各個部門間的各自為政，無法共享，各種不同層面的數據資源存在著混淆，沒有很好地進行梳理。

所以，去年提交的提案中提出，圍繞著涉及全國性、基礎性、長期性的重大公共數據和戰略數據資源，一定要有一個國家的管理部門來統一處理。要不然的話，很多戰略性數據可能又被一些部門、行業分割了，數據的作用就發揮不出來。

尤其是在數字化時代到來以后，數字化賦能的國家能力將使不上勁，因為涉及對數據的使用管理、調動方面的權限不足，利用數據的人才隊伍也沒有完全組建起來，這實際上是使數據資源零碎化、低級化了，使得數據的價值貶值了。

因此，也需要像對待土地、森林和水這樣的重要資源統一由自然資源部進行管控和規制一樣，數據資源也一樣需要有一個職能部門來統一管理。這個趨勢已經是勢不可擋，必須要馬上應對。

所以，2022年3月4日，我遞交了這份差不多1500字的提案——把大體上的情況，包括目前國內數據標準的混亂，數據采集、傳輸、應用等方面缺乏頂層設計，兼容性差，管理效率低，數據安全治理制度體系滯后等問題都一一擺了出來。

新京智庫：浙江、廣東、貴州的這些大數據局已經先行成立了幾年時間，你認為有沒有什么好的經驗可以供國家數據局參考借鑒？

羅衛東：其他省我不太了解，浙江肯定是有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經驗是，用數據促進改革，即在優化行政流程過程中（這不是簡單地用數據確權推進數據在市場的交易，這個屬于數字經濟的一部分），浙江省是依托數據來改進政務服務，比如營商環境的改善、政府補貼的發放、公眾各種“急難籌辦”問題的解決等。這些問題都逐漸可以通過數據化手段來很好地解決。這實際上是通過數據手段真正賦能，從而讓公眾的生活更便利。

浙江法院系統的智慧化審判是一個典型的應用場景。浙江的法院系統已經實現了全部無紙化，所有的文件和證據都是在數字池中完成。這是一個很驚人的變化，也是全國獨一無二的治理經驗。

浙江智慧化審判的實現得益于數據共享。比如對“老賴”判決的執行，必須與銀行聯動，要不然法院沒辦法對“老賴”執行。過去，法院的數據歸法院，銀行的數據歸銀行，住建的數據歸住建；現在，只要涉及合同，或者審判過程中執行的問題，后臺的數據全聯一起了，一旦法院發出執行令，相關部門的數據全部匯總到了一起，就開始強制執行。這使得浙江的智慧化審判占比很高，一些相對常規的、標準化的案件已經無需占用過多人力來完成。

這要感謝時任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的大力支持。浙江最近幾年一直在推數字化改革，這是作為浙江省的一項重大改革戰略在抓落實。其中，省一級的綜合數據統一匯集到了數據局的共享平臺，打破了部門行業壁壘，拆除了一個個的數據“大煙囪”，真正匯到數據池里，全省的數據可以隨時被依法調用。

新京智庫：有沒有普通百姓比較常見的一些應用場景得到改變的事例？

羅衛東：有，比如交通制堵。杭州城市大腦用了一種更智慧的方式，從“擁堵指數”到車輛“在途量”，再到“延誤指數”。從“數”數開始，先是“數”清城市在途的車輛數量，用“在途量”來評估城市交通承載能力。由此靈活地判斷不同時段、不同路段的道路承載能力，并據此有序放寬限行政策。

杭州機動車保有量是360余萬輛，但高峰期的“在途量”只有30萬輛，平峰時期只有20萬輛。因此，交通治堵的對象不是360萬的機動車保有量，而是高峰時期多出來的10萬“在途量”汽車。

由此，杭州推出“非浙A急通車”場景，依據“在途量”提升道路資源的利用率，為非浙A車輛提供通行便利。在人口凈增120萬、總路面通行面積因施工減少20%的情況下，杭州的交通擁堵排名從2014年的第二名，下降至2020年的第31名。

新京智庫：國家數據局暫時還沒有開展工作。你對于國家數據局有何期待，或者有什么建議？

羅衛東：組建一個新的職能部門肯定是一個不容易的過程，現在只是邁出了第一步，至少明確了國家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處理數據資源事務。未來開展的工作還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因為數據資源和土地資源不一樣，土地資源是實實在在的，本身是無法變化的，數據資源卻是變幻莫測的，而且要在使用過程中才能發揮出相應的作用。

所以，對國家數據局來說將會是一個很大的考驗。我的建議是，國家數據局先把能夠涉及的國家整體性、基礎性、長期性的數據統起來，然后分層做，不要試圖一下就把數據資源的事情全部“管” 起來，那也管不過來。

因為最大的問題就是這些綜合性、基礎性、長期性的公共數據，在國家層面沒有一個職能部門來統一經營、管理。現在國家數據局要組建了，其職能定位需要更宏觀一點，比如數據的標準制定，以及數據的使用程序，如何更好地推動立法，甚或是條例。這些工作都需要有一個綜合的職能部門來推動。

至于怎么組建國家數據局，我認為可以從幾個數據治理工作走在前列的省份抽調一批人手，比如從浙江、廣東抽調，大家一起商量著怎么來組建這個部門，從而更好地把中央和地方，甚至基層的工作實現聯動，打通分層。

這些省份在數據治理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包括數據資源局怎么組建，數據資源的權限如何確定，在這些省級數據局已經有了很多的經驗和教訓。當然，我相信中央已經在做這個事，我也許只是個“馬后炮”，但是組建工作肯定要循序漸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