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產物，也是我國離國際經濟技術前沿最近的經濟部門，我國一些頭部數字經濟企業排在全球前列。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的這個成就十分了不起。同時，數字經濟對于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但在過去一段時期，數字經濟領域也出現了一些不規范行為，如損害消費者利益和不正當競爭等。如何構建有效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促進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課題。

數字技術帶來的經濟改變是革命性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就提出，“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推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變革，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加快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對于我國在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在2049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數字技術對經濟運營機制的改變可以用“三升三降”來概括，即擴大規模、提高效率、改善用戶體驗、降低成本、控制風險和減少直接接觸。這些改變主要是基于數字技術所具有的一些全新的經濟特性而產生的，比如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網絡外部性、雙邊或多邊市場等。規模經濟意味著企業的規模越大，平均成本越低，經營效率越高。這可能是得益于數字技術的長尾效應，即在完成固定成本投入之后，進一步擴大經營規模的邊際成本越低。范圍經濟是指同時生產多種產品的總成本低于分別生產各種產品的成本之和，這可能是數字經濟領域跨界競爭現象十分普遍的主要原因。網絡外部性是指一個網絡的使用者越多，其人均的使用價值也就越高，網絡本身的市場價值也就越大。而雙邊市場是指相互提供網絡收益的獨立用戶群體的經濟網絡，其中一組參與者加入平臺的收益取決于加入該網絡的另一組參與者的數量，因此，數字平臺對一方的定價往往會考慮對另一方的外部影響。正是基于這些特性，許多數字平臺都是動輒擁有數億名用戶，而且同時提供多種線上服務，甚至還對用戶提供免費甚至補貼的服務。

數字經濟給我國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社會治理方式帶來了翻天覆地的改變。一是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購物、點餐、約車、訂酒店等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服務幾乎全部可以在線上安排，既節省時間與開支，又能享受更為豐富的消費品類。在疫情期間，線上交易這種消費形式發揮了重要的經濟穩定器的作用。二是改善了經濟活動的普惠性。利用規模經濟和長尾效應，數字經濟服務已經覆蓋超過10億的個人和將近1億的個體經營者，同時還降低了創新與創業的門檻，在活躍了經濟微觀“細胞”的同時，還創造了2億個左右的靈活就業機會。三是加速創新并孵化了許多新的數字經濟業態。幾乎所有的數字經濟企業都是創新型組織，不僅依靠新技術孵化新的制造與服務業態，而且大多數頭部平臺還都是知識產權的“大戶”。四是利用數字技術改造傳統產業，達成了提質增效的目的。產業數字化從聚焦個別經營環節到覆蓋整個產業鏈生態系統，形成了越來越強的經濟動能。

我國的數字金融創新向世界提供了一個有代表性的案例，它既是扎根中國大地的金融革命，又是國際前沿的金融創新。兩家頭部移動支付機構的活躍用戶規模領先全球，支付效率與安全也表現出色。而幾家新型互聯網銀行一方面利用數字平臺快速、海量、低成本地獲客并積累數字足跡，另一方面利用大數據與機器學習方法進行信用風險評估，這個被稱為“大科技信貸”的創新業務模式，可以服務大量既無財務數據、又缺乏抵押資產的“信用白戶”。在疫情期間，一些傳統金融機構暫停了服務，但數字金融機構卻在持續地提供支付、投資及信貸等服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因此親自出面邀請國內學術機構，于2020年6月聯合組織了關于大科技信貸的閉門研討會。“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顯示，2011~2021年，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大幅縮小，數字金融服務已經跨越“胡煥庸線”，觸達廣闊的西部地區。

但數字經濟領域也出現了不少值得深入思考并解決的問題。

第一，數字經濟的規模效應是否必然導致壟斷？做大企業規模、形成市場勢力是每一個企業家追求的經營目標，而規模效應也意味著規模越大、效率越高，但這樣就可能造成“一家獨大”“贏者通吃”的局面。在現實中，許多頭部數字經濟企業確實都是“巨無霸”，在國內市場占據很大的份額。數字大平臺沖擊線下小廠小店的現象并不少見，平臺的使用者更無法判定平臺資源配置與定價的公平性。前些年諸如“二選一”的排他性協議也很常見。因此，市場參與者常常會擔心大企業利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壟斷行為。

第二，如何在大數據分析效率與個人隱私保護之間取得平衡？數據是“新的石油”、新的生產要素，通過大數據分析撮合供需雙方、管理信用風險等大量新興業務模式已經成功落地并取得了不錯的經濟效益。但過去信息保護不到位，不合規、不合法地搜集、加工并使用數據的現象十分普遍，個人隱私與商業機密泄露的事件時有發生。效率與權益之間的平衡點應該劃在哪里，這是一個政策難題。如果數據保護不到位，就會損害個人與機構的權益，甚至引發社會與經濟風險；而如果保護過度，大數據分析可能就無從做起。

第三，數字平臺究竟會促進還是遏制經濟創新？數字經濟企業確實都具有很強的創新基因，如果沒有創新能力，它們也不可能快速發展，成長為有一定規模的企業。但數字平臺企業在成為“巨無霸”之后，是否還會保持創新動力與能力，是一個值得觀察的問題。所謂的“獵殺式并購”，就是一些頭部數字平臺利用充足的現金流，大量收購相近業務領域的初創企業，然后將其束之高閣，目的就是消滅潛在的競爭對手。另外，一些頭部平臺還會通過“燒錢”做大市場，這類商業模式的創新也許會擠占過多的創投基金，從而影響硬科技創新。

第四，數字經濟如何才能更好地助力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愿景？從其普惠性來看，數字經濟應該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約2億個門檻低、工作時間靈活的“零工”就業機會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可能還有硬幣的另一面：一是數字經濟企業的快速成長往往伴隨著一大批傳統企業的倒閉，這樣就會有很多員工需要再就業；二是“零工”就業的工作條件并不好，許多外賣員“被困在算法里”，而且他們所享有的社會保障通常也不是很完善；三是數字經濟領域的財富集中度非常高，行業參與者并不一定都能獲得與其貢獻對等的收入與財富。

第五，怎樣完善數字平臺的治理功能？數字平臺的治理功能既包括平臺本身的治理，也包括社會治理。在傳統經濟中，企業、市場與政府分別發揮經營、交易與調控的功能。但平臺企業打破了上述三者之間的分工邊界，它既是經營主體，又是交易場所，同時還發揮了一定的調控作用。平臺兼具經營、交易和調控功能可能導致的一個問題是平臺既做“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這樣就有可能破壞市場秩序，造成不公平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同時，平臺也可以發揮輔助政府治理的積極作用，包括參與電子政務、數字政府、城市大腦的建設。但平臺巨大的影響力如果折射到社會、政治或意識形態領域，就變成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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