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一貫重視互聯網發展。2012年1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考察時作出重要判斷：“現在人類已經進入互聯網時代這樣一個歷史階段，這是一個世界潮流，而且這個互聯網時代對人類的生活、生產、生產力的發展都具有很大的進步推動作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國務院印發《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國發〔2015〕40號），圍繞轉型升級任務迫切、融合創新特點明顯、人民群眾最為關切的領域，提出了“互聯網＋”創業創新等11項行動。

隨著“互聯網＋”的縱深推動，數字技術創新成果與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度融合，不同領域的數據被生產、記錄、傳輸、存儲和消費，數據規模以摩爾定律的速度快速增加。“全球（新產生的）數據量每兩年翻一番”，IDC（2011）、enFact（2016）、DASA R&T（2016）和Brian Gallagher（2020）均有論斷。一大批數據驅動（data-driven）和數據增強（data-enhanced）業務應運而生。

數據的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可以優化資源配置和使用效率，對價值創造和生產力發展有著廣泛影響。數據已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和戰略資源，此次提出“數據要素×”12項行動計劃，標志著我們從“互聯網+”時代邁向“數據要素×”時代。

互聯網和數據是數字技術的統一體。互聯網是露出水面的冰山，為人們所熟識；數據是冰山的水下部分，像是黑匣技術，顯得神秘莫測。“互聯網+”和“數據要素×”既有相通之處，又有不同。“互聯網+”為“數據要素×”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數據要素×”是“互聯網+”的升級和升華，是順應數字經濟趨勢的戰略選擇。“互聯網+”和“數據要素×”本質上都是數字技術和經濟社會的深度融合和雙向賦能，路徑或是加，或是乘。國民經濟各行各業是數字技術不斷進步、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沃土，數字技術應用是經濟社會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數據要素是驅動經濟發展的“助燃劑”，乘數效應十分顯著。我們要大力推動“數據要素×”，發揮協同、復用和融合作用，期待數據要素與各行各業將要發生的物理反應和更加神奇的化學反應。

生產要素屬于歷史范疇，數據并不是一開始就成為生產要素的。新制度學派加爾布雷思指出，在社會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有一種生產要素是最重要和最難替代的，掌握這種生產要素供給的階層就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在威廉·配第所處的時代，“土地為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的要素。”工業革命后，人類進入機器大生產時代，資本成為決定發展的第一生產要素。第二次工業革命后，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工作崗位進一步分化，企業家作為新的群體登上歷史舞臺，以瓦爾拉斯（1877）、馬歇爾（1890）、熊彼特（1911）為代表的經濟學家開始把企業家區分出來，企業家才能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1890年，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在其名著《經濟學原理》中提出了生產要素“四位一體的公式”。即在生產中，地主提供土地，獲得地租；工人提供勞動，獲得工資；資本家提供資本，獲得利息；企業家提供企業家才能，獲得利潤。國民所得即為四大要素之報酬，即國民所得（NI）=工資（w）+地租（r）+利息（i）+利潤（π）。這個“四位一體的公式”概括了生產理論和分配理論的精髓，被普遍接受。如下圖表所示。

我國高度重視生產要素市場，不斷推動理論的創新和發展。黨的十五大報告首次明確了資本、勞動力和技術三種生產要素。黨的十六大報告新加了“管理”，從而明確了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四種生產要素。200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信息資源開發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見》（中辦發〔2004〕34號）提出：“信息資源作為生產要素、無形資產和社會財富，與能源、材料資源同等重要。”這是首次將信息資源作為生產要素提出。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十六大報告基礎上新加了土地、知識和數據，從而明確了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和數據等七種生產要素，這也是首次正式明確數據的生產要素地位。

不同的生產要素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土地是大自然的贈與，是“無機的自然界本身”，是“粗糙的混沌一團的天然物”。勞動是人類的經濟工作，包括體力的和腦力的，具有異質性和易腐性。需要注意，生產要素理論中的資本不是金錢、貨幣，而是機器、設備、廠房等資本品（capital goods），是用于生產其它產品和服務的人造耐用之物，是相對于消費品（consumer goods）的概念。奧地利學派米塞斯認為：“資本品是給定的自然生產要素（即自然資源和人類勞動）和消費品之間的中間要素。”企業家不易定義，他們主要是風險的承擔者、要素的組合者、創新的推動者和管理的執行者。

數據被比作“新石油”，常和信息、知識等概念混為一談。數據只是數據，不是其它任何東西。數據是一種客觀存在，是關于事物的事實描述，可通過測量、記錄、發現等方式去獲得。數據因使用而產生，會不斷被創造，會越來越多，因此呈現出數據大爆炸的特征。“數據將成為最基本的客觀產物，無論做什么，我們都在產生數據”（Paul Sonderegger，2017）。

數據是誕生于數字經濟時代的生產要素，是新質生產要素，是加爾布雷思所指的那種，與在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就發揮作用的生產要素有著極大不同。目前，人們還處于努力提高對數據認識的階段。江小涓（2023）用“三多一快一大”來概括數據的獨特性質，即多主體生產、多場景復用、敏感信息多、減損貶值快、訴求差異大。

數據要素是我國引領數字經濟潮流的重大創新。梅宏指出（2023）：“把數據確立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是中國的首創。”江小涓亦言（2023.11）：“我國是首個將數據列為生產要素的國家，國際上亦無先例。”所要表達的含義，需要體會。

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有句名言：“我們從未見過甲乙兩犬公平審慎地交換骨頭。”交易是人類社會中特有的互利互惠行為，是最具自發性和最具積極性的活動。唯有雙方都從中獲益，交易才會發生。對數據而言，交易似乎是一個難題。聯合國貿發會議（2019）指出：“數據具有重要的使用（或濫用）價值，但不像大多數經濟商品那樣具有交換價值。”陳昌盛（2023）亦提醒——警惕形成“只有經過交易買賣的數據才是可用數據”的行為導向。

數據有著極廣泛的應用場景，但只有極少部分用來交易。根據OECD數據（2022），2019年歐洲有15%的企業使用了大數據分析。但只有1.3%的企業購買過數據，只有0.6%的企業出售過數據。盡管大企業更傾向于數據交易，但購買和銷售數據的比例分別僅有4.6%和2.1%，而使用大數據分析的比例高達36.9%。數據交易具有明顯的行業差異。信息通信業進行交易的比例較高，其次是專業和科學技術活動、能源和公用事業；而制造業、建筑業、住宿餐飲服務業進行交易的較少。

這主要是由數據價值的非均質性決定的。《潛伏》中謝若林有句話：“現在兩根金條放在這兒，你告訴我哪一根是高尚的，哪一根是齷齪的？”這說明了一個道理——金條是均質的，兩根金條有著同等的價值表現。均質性普遍存在，而數據是非均質的，同一份數據對不同主體的價值完全不同。王欽敏（2023）精辟指出：“數據價值因使用對象而異，因應用場景而異，因專業化數據質量標準而異。”通常，價值決定價格。OECD（2022）指出，由于數據的邊際成本接近于零，這時價格由需求決定，即用戶賦予數據價值。這自然導致差別定價。

交易一般有明確的價格，購買效用可預期，甚至七天無理由退貨。即使出了問題和糾紛，也有部門予以解決。而數據的定價困難、預期效用難以管理，因此數據交易必須建立在高度信任的基礎之上。買家需要信任數據的質量、合法性和供應的可靠性；賣家需要相信買家不會以有害的方式使用這些數據，能有效阻止買家轉售數據或以其它方式傳遞數據。這需要極高的信任成本，需要完備的制度保障。

數據被稱為“新石油”（Clive Humby，2006）和“世界上最有價值的資源”（經濟學人，2017）。然而，數據還在沉睡，有待開發。全球90%的數據從未得到分析使用（IBM，2015；DASA R&T，2016），歐洲80%的工業數據從未被使用過（歐盟委員會，2022）。因此，充分挖掘數據潛力，大力推動“數據要素×”，必要且緊迫。我們也要注意，“數據要素×”是一項系統工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為功。

第一，堅持開發利用和安全保護相統一。數據在很多方面類似于核能，有著巨大的開發利用價值，也要做好安全防護。隨著從人人互聯邁向萬物互聯，數據生成過程愈加復雜多變。數據中包含了個人敏感信息、企業經營秘密、甚至國家機密，一旦處理不當被濫用或泄露，將造成嚴重后果。我們要本著鼓勵創新發展的原則，堅守安全底線，制定數據匿名化使用規則，出臺企業適用的免責條款，留足發展空間，釋放數據紅利。

第二，堅持需求牽引，注重實效。需求是創新的根本動力，迫切的需求激發重大的創新。歐洲百姓對香料的需求，催生了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可謂吃貨改變世界。戰爭是不幸的，但對技術進步有著強烈的需求——計算機起源于二戰，互聯網起源于冷戰。先進的技術只有和樸實無華、老少咸宜的大眾需求相結合，才能迸發出勃勃生機。沒有應用場景的技術，是空中樓閣，必定曲高和寡。只有和應用場景相結合，解決實際問題和業務痛點，才能充分釋放數據要素價值。

第三，加快推動公共數據開放共享。公共數據的體量大，通用性強，價值含量高，是最優質的數據。陳昌盛認為（2023）：“無論是從國際慣例還是法理道義上，公共數據應優先開放。開放是最好的開發，公共數據開放后，來自社會各界的開發力量將大量涌現。”近年我國公共數據開放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煙囪林立、條塊分割、重復建設等問題仍然比較嚴重，“把數據作為權力，把開放視為風險”的情況比較普遍，有關部門需要出臺規章措施，打消顧慮，加強正向激勵。

第四，增進國際交流，加強國際規則的協調。我們生活在一個互相依存的世界，互聯網讓世界變成了“雞犬之聲相聞”的地球村。全球數據跨境流動加快，數據問題在國際經貿規則談判中已由新興議題變為核心議題。我們亟需積極加強國際溝通和合作，共同探討構建面向數字經濟時代的數據流動和治理規則，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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