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十月一日是我們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紀念日。回顧七十年歷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新中國一路走來，篳路藍縷，硬是把一個任人宰割、一窮二白的舊中國，改造建設成了今天這樣的偉大國家，并且正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而努力奮斗著。我們沒有理由不對祖國的未來充滿必勝的信心，抱以美好的期待。同樣，聯系我所了解的當代中國標準化發展的歷史，撫今追昔，也深深感到中國的標準化事業正是祖國發展變化日益強大的縮影，我們也沒有理由不繼續努力工作、深化標準化改革，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一、新中國前三十年標準化事業的曲折發展

標準和標準化從來都是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的組成的部分。1949年10月21日，就在新中國剛剛建國二十天的時候，政務院副總理陳云同志在主持國家財政經濟委員會時就決定在中央技術局內設立標準規格處。可見，新中國的標準化工作是和偉大祖國同時誕生的。

標準化工作為什么能夠在開國之初就被提上日程？第一個原因是向蘇聯學習。新中國從連年戰火中走來，開國元勛們還不可能掌握如何發展經濟，向蘇聯學習成為當時的唯一選擇。蘇聯政府的管理體制內有這樣的機構，中國由此效仿之。第二個原因是剛剛垮臺的舊中國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也曾經設立過標準管理機構，并且在1947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成立的時候，中國也成了發起國之一。盡管當時蔣介石政府只忙于打內戰，經濟上一團糟，毫無工業基礎和科學技術而言，標準化機構只能是個擺設，但是有這個設置也不妨拿來做個借鑒。

機構是成立了，但是對于經過28年戰火洗禮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什么是標準，什么是標準化？怎樣做標準，怎樣實行標準化？也還是一張白紙，一道難題，一切都需要從頭學起。困難攔不住開拓者的腳步，標準規格處成立時設有6個編制，可是沒有人懂標準化業務，只好找到一位在南京政府實業部標準局工作過的范迪允先生，讓他來當老師，培養新中國的標準化業務骨干。

現代意義上的標準和標準化是從歐洲工業革命后開始興起的。新中國建立之前，國家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盡管南京政府在實業部里設立了標準局，可是那個時候蔣介石一心打內戰，根本不可能搞工業，標準局只制定了171項標準，實質成了擺設。新中國的標準化從何入手？當然不能繼承舊中國的衣缽。既然要學習蘇聯開展工業建設，也只能使用蘇聯標準。于是，上級安排范迪允先生編寫《蘇聯制定標準的方法》一書，油印成冊，成了新中國第一份標準化教材。據統計，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總共翻譯和使用了蘇聯標準4587項，以此支撐了建國之初的工業化建設。直到1956年中國發布了自己的第一份標準，是一張關于橋式起重機的跨距規格圖表，非常簡單，連個計算公式也沒有，主要內容也都是參考蘇聯的。

經過了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的實踐，國家在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逐步認識到標準和標準化工作的重要性。在后來的實踐中，中國的標準化工作者發現，單純學蘇聯跟風跑是不行的，因為那樣做在很多方面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其一，標準是質量的基礎，只有做好標準化工作才能滿足保證產品質量的需要。在那個年代，由于我國的裝備水平和管理工作非常落后，企業員工的技能水平有限，生產過程中要達到蘇聯標準的要求難度很大，操作中稍有不慎就會產生廢品。為了改變這一現象，我國在引入蘇聯標準的基礎上采取了分等分級的做法，搞成一等品、二等品和等外品。這樣一來，看似提升了產品合格率，節省了原材料，一時解決了生產中的問題，但實際上是遷就了落后，也為日后只顧數量、不顧質量和假冒偽劣的出現埋下了禍根。年紀稍大點的同志一定有過購買“出口轉內銷”產品的經歷。什么叫“出口轉內銷”？無非是因質量原因被外商拒收或退回的商品，這樣的商品中國的消費者才有資格購買。這在現在看起來簡直是一段很無奈的記憶，在那個商品極度短缺的年代，事情就是這樣習以為常地發生著。其二，我國地理、氣候和資源稟賦與蘇聯有許多不同，中國的工業產品都按照蘇聯標準生產并不符合我國國情。例如，蘇聯的緯度比中國高，氣溫比中國低，按蘇聯標準生產汽油、柴油、潤滑油等成品，油冷凝點就不符合中國實際，不但浪費資源，也要增大生產成本。其三，蘇聯推行社會主義陣營統一標準并不是為了推動國際貿易，而是要控制各個成員國的發展，這更不能簡單遷就。要解決這些問題，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要努力研究開發符合中國國情的自身標準，在此基礎上建立中國自己的標準體系。所以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之后，國家決定在科委內部籌建標準局，從全國范圍調配有經濟工作經驗的干部擔任領導，同時從新畢業的大學生中培養干部，開辟新的工作局面，希望使中國的標準化工作早日進入正軌。可是這樣的工作布局剛剛展開，國家就遇到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討債的困難，只好精簡機構，下放人員，使很好的工作計劃擱置下來。困難時期渡過后，國務院及時發布了《工農業產品和工程建設標準化管理辦法》，政府標準化管理部門開始進一步充實，除了下放的同志回城之外，又增加了許多優秀的新生力量，金光、李春田等老同志就是在那個時候加入標準化隊伍的，雖然后來又出現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標準化工作再次受挫，但新生力量的出現和日益成熟也為標準化事業后來的發展積蓄了力量。

二、改革開放迎來標準化的春天

文革結束，撥亂反正，黨中央下發了《工業三十條》，明確要求在工業交通行業要努力搞好標準化、系列化、通用化，使標準化管理重新歸位。這之后成立了國家標準總局和國家計量總局，由國務院直接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管理條例》也在此時起草發布。這個條例在加強標準化管理的基礎上，又增加了產品質量監督和產品檢驗的內容，使標準和標準化工作有的放矢，這是一個重大進步。在此基礎上，有關主管部門在全國范圍內連續組織開展了消滅無標生產和打擊假冒偽劣活動，同時推動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實行產品質量認證，使標準化工作日趨活躍、深入人心。在此過程中也大大推進了中國標準的制定過程，使中國的標準化事業展現了生機和活力。

1988年，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國務院啟動了第二次政府機構改革，成立了國家技術監督局，主管標準、質量和計量，隨之啟動了標準化立法工作。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使中國標準化事業進入到一個新階段。根據這部法律規定，中國的標準分為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和企業標準四類。《標準化法》還把標準分為強制性和推薦性兩種，改變了建國以來一直實行的：“標準一經制定就是技術法規，必須強制執行”的規定，體現了市場對于標準的寬容性。法律還規定了認證認可的地位，使其成為標準實施的另一種方式，改變了單純政府監管懲罰的單一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調動了企業和市場的積極性。

三、加入WTO迎來中國標準化事業的新發展

與制定和發布《標準化法》的時間段差不多，中國從1986年開始恢復關貿總協定談判，后來叫做加入WTO或入世談判，一直談了十五年，終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了WTO。為了適應入世挑戰，國家在2001年4月和9月相繼成立了質檢總局、認監委和標準委。國家標準委成立后，立刻爭取科技部的支持，組織實施了“國家標準化戰略研究和技術標準體系建設重大專項”，國家為這個專項投入了大量資金，是建國以來在軟科學研究方面的第一次。經過整整一個“五年計劃”的努力，使標準和標準化的理論和實踐影響空前擴大，人才和隊伍迅速增長，極大地支持了中國加入WTO之后標準之需。從那個時候起，國家對“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的標準化事業持續支持并且成為常態，這在全世界各國都是沒有先例的。在此基礎上，全國各地區、各行業也紛紛推出自己的“標準化發展戰略”、“標準化振興綱要”，建起了各個方面、各種形式的標準化示范基地，標準化事業的范圍也由過去單純的工業領域、擴展到農業、服務業、新興產業和社會事業，使我國的標準化事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為了說明問題，我收集了一些數據加以佐證：（1）新中國成立初期，當時只有一個標準規格處，編制為6人。現在，截止到今年8月，全國有各級標準化管理機構2814個，其中除國家標準委之外、省級管理機構還有32個、市地級440個、縣級2341個，共有各級管理人員5210人。此外，全國還有各類標準化研究機構423個，各類研究人員5334人。（2）建國之初，沒有標準化專業技術組織。截至今年7月末，僅全國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分委會和工作組就設立了1303個。（3）建國很長時間內中國都沒有國家標準，舊中國也只有171項。截止2018年12月底，中國已經制定和發布了各類國家標準36949項，行業標準65000項，地方標準36700項。還有220875家企業上報各類標準1099752項。從這些真實數據中，可以看出建國七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標準化事業發展速度和質量，從中印證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高速度、高質量發展。我們常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入世的機遇和挑戰，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就不會有今天這樣強大。同樣，這樣的結論也完全適合中國標準化事業的發展。

四、進入新時代，標準化事業必將跨入新征程

歷史進入到2018年，中國的標準化界又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從這一年的1月1號開始正式實行。新法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使標準化事業更加貼近市場，從而充分發揮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突出標志就是新法決定在國家標準體系中增設團體標準，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新中國的標準化管理幾十年來，一直以政府為主，改革開放以來雖有進步，但基本格局并未改變。這種狀況事實上已經嚴重影響和制約了標準和標準化服務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作用。標準化工作以企業和工程技術人員為主體，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早已成為社會共識，也是中國標準走出去進一步實現與國際接軌的必然選擇。從新的《標準化法》實行以來一年多的實際效果看，這一目標正在有序推進。截至今年7月末的最新數據，已經有2481家社團組織共發布了團體標準9271項，發展勢頭和速度完全超乎想象。可以預見，在團體標準充分發揮作用后，由政府制定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的數量將大大減少。隨著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不斷推進，適應這一戰略和國際化通用要求的中國標準走出去的成果將越來越多。從實際工作看，盡管我們還面臨著語言、管理、國際規則和科技發展水平方面的制約和挑戰，但是華為、5G、高鐵、北斗導航、清潔能源和大批高質量的中國制造已經開創了向全世界傳遞中國標準和中國名片的先河。無論還有什么力量企圖遏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潮流終將不可阻擋。在這個潮流中，作為標準化工作者，我們期待更多看到中國標準化的力量，這是新時代賦予的責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