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公司法》全面推行有限公司注冊資本認繳制、廢除實繳期限制以來，注冊資本認繳制在我國全面推開已近十年。注冊資本認繳制蘊含著一種“合約智慧”，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我國曾經廣受詬病的企業設立門檻過高、注冊資本大量閑置、虛假出資驗資普遍等社會問題。這十年間，伴隨商事制度改革和營商環境的改善，我國企業設立成本大幅降低，新增企業數量成倍增加，經營主體活力也得到了充分釋放，在此前一直嚴格管制的資本領域，投資者的“營業自由”得到了空前解放。

資本認繳制本質上是合同法機制在公司法上的運用，其核心為“尊重私法自治，減少國家干預”——由投資人根據商業需求，自由決定設立企業所需資本數額、自行決定何時繳納以及繳納多少注冊資本。然而，如同合同法制的有效實施取決于社會誠信一樣，資本認繳制的有效實施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社會誠信度的高低。由于部分商事主體誠信缺失，加之配套制度不完善，本來只是一種“商業計劃”的認繳期限，在實踐中被誤認為是一種“剛性的合約期限”，并通過一些法院的司法判決不斷強化維持，導致注冊資本認繳制的局限日益凸顯。例如，一些投資者在企業設立過程中，約定了過長的繳資期限或者過高的注冊資本（天價認繳），公司登記機關明知不合適卻缺乏直接的監管依據，在社會上產生了不良效果，甚至直接損害了社會誠信。在普通群眾公司法知識缺乏、加速到期制度缺失的背景下，這些高注冊資本的公司甚至可能成為“合法欺詐”的主體。

本次公司法修訂采取“靈活規制”的方式，要求公司在認繳注冊資本后應當在五年內繳足出資，這雖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部分投資者的“設立自由”，但實質上是使“商事自由”重新回歸到法治和誠信的軌道上來。這是全面認繳制實施以來的“合法矯正”，尤其是對那些惡意使用注冊資本認繳制、旨在欺詐他人的“不懷好意”的投資者，是一種必要的約束。五年實繳期的安排雖然貌似嚴格，但理性的投資者完全可以根據所在行業的需求，逐步、合理確定創立初期及發展期所需的注冊資本數額，以合法增資制度解決未來需要的股東融資問題。因此，這是在維持注冊資本認繳制的價值基礎上，引導企業真實投資，打擊不誠信、夸張投資行為的有效機制。五年實繳的制度安排，輔之以對股東認繳和實繳信息的公示制度，以及催繳制度、股東失權制度、加速到期制度的安排，尤其是，如果再對存量公司輔以理性的實施安排，則不僅可以有效規制注冊資本認繳制被部分投資者濫用的現象，也不會因新法的實施而給社會帶來過重的負擔。

就存量公司如何適用五年實繳期的問題，可以采取多種方式進行。一種方式是保護其對既往立法的信賴，完全不予調整，同時，以低標準的加速到期制度逼迫其在責任壓力下調減過高的認繳金額。此種方式對那些惡意設定不當繳資期限和金額的投資者似無良策，也直接影響立法和公司登記的嚴肅性；另一種方式則是設定過渡計劃，區別不同情形予以柔性解決。一方面，引導那些此前對“出資期限和認繳金額考慮不周”并無惡意的投資人，主動選擇適用新法，自主調減過長的認繳期限和過高的出資期限；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故意設定過長出資期限和過高認繳金額”，出資期限、出資金額明顯異常、不當的，公司登記機關可以采取“原則監管”的方式，按照誠信原則依法責令其及時調整。如此處理，不會因為立法突然規定五年實繳期限而給經營主體造成過大震蕩。

從全面推行注冊資本認繳制，到有約束的注冊資本認繳制，表面上看來是公司資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回歸到了2005年，但這不是立法的倒退，而是立法如何及時因應實踐需求，是立法敢于正面現實問題，是公司法螺旋式進化的表現。就此而言，2023年公司法有關注冊資本認繳制缺陷的改進，不是“補丁式”的，而是“全方位”的；不是應景的，而是深思熟慮的；不是“立法反復”的游戲，而是立法與人性的較量，是一種實質的進步。（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蔣大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