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曾經經歷了“去工業化”時代，為了應對產業空心化的后遺癥，近十幾年以來，美國持續推動“再工業化”，但成效卻并不明顯。雖然新冠疫情以后，制造業回歸的勢頭加快，但在經濟結構中的占比并無明顯提升，這十幾年中還曾出現下行。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雖經歷多屆政府，但吸引制造業回流，強化美國制造業的政策從奧巴馬政府開始延續至今，區別僅在于路徑和策略的不同。奧巴馬執政時期，先后推出“購買美國貨”、《制造業促進法》、“五年出口倍增計劃”等多項政策舉措來幫助美國制造業復興，推動美國“再工業化”。2017年，特朗普明確將發展美國制造業，擴大制造業就業規模等作為施政綱領。2018年，美國發布《先進制造業領導力戰略》，提出“實現美國在各工業行業保持先進制造業的領導力，以確保國家安全和經濟繁榮”的總目標，從新技術、勞動力、產業鏈三個維度確定了三大目標，并提出智能與數字制造、先進工業機器人、人工智能基礎設施、高性能材料、半導體設計供給和制造等13個優先支持領域。拜登上任后，簽署了《通脹削減法案》，還要求建立供應鏈的長期彈性，擴大小制造商獲得資金的渠道，加強美國制造業。總體而言，美國工業戰略的總體目標是實現美國在全球先進制造業領域的領導地位。

　　為了推進“再工業化”進程，美國在財政、貨幣政策上都給予大力支持。

　　財政政策方面，2017年美國稅收制度做出30年來最大幅度修改，《減稅與就業法案》把公司所得稅最高稅率從35%降到21%。針對制造業的減稅政策十分明顯，鼓勵美國跨國企業將資金回流美國。

　　金融政策方面，政府大幅修改了《多德—弗蘭克法案》的主要條例。《創造經濟機遇的金融體系—資本市場》、《經濟增長、放松監管及消費者保護法案》等法案的通過意味著放松金融監管取得實質性成果。而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的放松間接促進了“再工業化”目標的實現。

　　“再工業化”階段相對“去工業化”階段實現了更高的產業鏈價值，制造業就業人口有所增加。然而，美國制造業占比卻沒有明顯提升。1997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16.1%，2007年下降至12.8%；2008年至2015年，始終在12.0%至12.3%范圍內波動，2016年則跌至12%以下，為11.74%，2020年又跌至11%以下，直到2021和2022年才重回11%以上。多年“再工業化”戰略使資本流入美國的趨勢有所顯現，但稅改政策邊際效應在2019年起已經逐漸減弱。

　　對于美國“再工業化”的成效，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沃爾夫岡·蒙紹曾表示，“已經離開的行業不會輕易再出現”，“西方的再工業化戰略不太可能奏效”。

　　分析人士認為，由于美國的工業基礎已經被掏空，而一家工業公司往往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建立生產線和供應鏈；發展工業需要基礎設施提供保障；工業投資不僅回報周期長，回報率也不高，還要受勞動力招聘和培訓、勞資關系的影響；地方政府財政有限、基礎設施破舊，很難吸引到外來投資，從而陷入惡性循環。

　　因此，雖然美國政府對“再工業化”很急切，但美國商界的積極性顯然沒有那么高。由于歐美各主要國家在促進“再工業化”過程中普遍加強了國家對貿易的干預力度，先后出臺了外商投資審查、出口管控和貿易防御機制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這些政策傷人傷己，也削弱了美國“再工業化”政策效應。

　　綜上，雖然美國“再工業化”打下了一些基礎，但未來這一戰略的實施仍不會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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