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經過美國三輪QE（量化寬松），歐洲日本接力“放水”，中國人民銀行也定向寬松，但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下降拉低物價水平，除了美國之外各國經濟了無起色，就業信貸裹足不前，世界各地通縮壓力正在集聚。

高盛近日指出，目前全球除美國外，發達國家都在與低通脹抗爭。歐洲、日本通脹低迷，而新興市場通脹兩極分化的情況將在2015年進一步加劇。

通脹預期下降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在1990至2013年之間，全球通脹率平均為11%，不過2014年該數值約為3.9%。即便是在低通脹率的發達經濟體，物價壓力也大多呈下行方向，在1990年至2013年之間平均每年通脹率為2.3%，2014年為1.7%。

早在2009年，“末日博士”魯比尼就大膽預言未來5年全球經濟將陷入通縮。而此次高盛認為，先達國家普遍受通貨緊縮影響，市場對一些地區低通脹和通縮風險擔憂加劇。年底，受到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影響，通脹率受到進一步下行壓力。

美國核心通脹穩步上升。核心PCE（個人消費支出）指數近月處于1.5%上下，美元的走強給商品價格帶來了下行壓力。市場的長期通脹預期自9月起開始下降。通脹的低迷和通脹預期的下跌都令美聯儲官員感到擔憂。美國的通脹將維持在低位，但將保持穩定。高盛不認為美國長期通脹存在大量風險。不過，如果通脹顯著下滑，美聯儲或推遲加息。

通縮壓力最大的當屬歐洲國家。在歐元區，通膨繼續低迷，經濟成長持續疲軟。2014年11月，歐元區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為0.3%，而核心通脹率穩定在0.7%左右。一些歐元區成員國近月通脹為負，尤其是希臘和西班牙。由于通脹低于歐洲央行目標已經超過一年，并將在未來持續低迷，歐洲央行擔心，通脹低迷時間太長，可能會導致通脹預期的下降。

在日本，年初因日元下跌而引起的通脹高于高盛的預期。日本核心通脹率在4月達到1.5%后，逐步下降。由于消費稅的上調，日本的企業發現自己上調價格的空間有限。10月，日本核心通脹率僅為0.9%，為2013年10月以來最低。現在，日本央行沒有為達到通脹目標設置期限。

新興市場受到大宗商品影響，大多通脹低迷，不過通脹依然兩極化。高盛預計在一些新興市場國家，通脹將遠低于目前的水平。那些通脹極低的國家（以色列、韓國等）將會繼續展現出通脹低迷的景象。而高通脹的國家（印度、土耳其和巴西）將大幅下降，但通脹將依然處于高位。最后，另一些國家（印度尼西亞）可能通脹上漲。印度尼西亞政府此前上調補貼燃油價格，推高了通脹。

在未來一年，油價暴跌將會引發緊縮狀況進一步嚴重。相比6月時候的近期峰值，油價已經大跌超過40%，這對通貨膨脹數據有極大的拖累，而這個效果可能延續到2015年。以首席全球分析師朱利安·杰索普為代表的凱投宏觀經濟學家們預期，7個主要發達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均值會在未來一年跌至1%，而主要的原因就是油價的下跌。他們在報告中指出，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進入直接的通貨緊縮中，但是它們的前景會在之后有好轉。

危機隱憂未消

《華爾街日報》在分析眼下通縮的根源時指出，中國、東南亞和東歐國家打開了國門。這些國家在開放的同時全都提高了制造業生產力。印度則更加轉變成一個更像市場經濟的國家。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價格下跌，至少在上世紀80和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內如此。再有就是人口結構的變化。發達國家正處于人口老齡化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出生率正在下降。

一些經濟學家還指出，金融危機之后的政策失誤延長并加深了經濟衰退的程度，其中尤以歐元區為甚，對其他經濟體也形成了重大阻力。

法國《回聲報》指出，當前價格如此不同尋常的平穩有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人口因素。無論是在富裕國家還是在新興國家，人口都在老化。而老人是不喜歡通脹的，因為通脹意味著他們的儲蓄縮水。其次，拉動通脹的那根繩索變得越來越“松弛”。在世界各地，能滿負荷運轉的工廠越來越少。這種疲軟的勢頭在原材料和工資這兩個領域同樣存在：而它們恰恰是導致20世紀通脹的兩大主因。

持續通縮的結果顯而易見。

雅虎財經報道稱，商品價格的下降對消費者來說是好消息，口袋里的錢可購買更多商品，但是大多數商品價格持續下降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是令投資者和經濟學家擔憂的。當消費下降，企業收入減少，企業面臨削減成本的壓力，從而會裁員或減薪，員工收入減少，消費者繼續延遲消費。通縮還將造成債務更加昂貴。在上述不良循環中，固定利率按揭貸款將變得更加昂貴，還有可能造成現金流短缺，甚至造成破產。

比起通貨膨脹，通貨緊縮一旦成真，對經濟的殺傷力與危害性會更大更廣。從近百年世界經濟發展史的角度看，以價格和收入兩大因素下降為主要內容的通縮危機，對經濟及民生的沖擊甚至要超過通脹。CPI轉向的直接后果是投資需求再次轉弱，消費信心疲憊，全球經濟復蘇路茫茫。

《華爾街日報》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物價普跌逐漸成為市場擔心的主要問題，因為這會讓人聯想到類似大蕭條和日本失速20年的嚴重且揮之不去的經濟衰退。

政策調整繼續

目前的通縮似乎和上世紀70年代全球普遍通脹截然相反。當時，甚至低通脹經濟體都遭遇了物價的大幅上漲。在1973和1974年，德國通脹率突破了7%，瑞士消費者價格漲幅一度突破了10%，而且日本的每年通脹率徘徊在25%的水平。

不過，當時通脹是全球性問題，現在則輪到了通縮。《華爾街日報》指出，在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帶領下，全球央行行長打破了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的惡性循環，上世紀70年代的惡性通脹因此結束。雖然關于沃爾克采取的措施是否過于嚴厲還存有爭議，但事實是在其他國家央行和財長跟隨美國的腳步之后，通脹水平不斷下降。該報提出，當前的通縮周期能否以同樣的方式被打破，即某個國家央行牽頭、其他決策者跟隨的模式。

《經濟學人》指出，目前，許多央行樂見通脹歸來。大多數央行設立了2%的通脹率目標。在美國、英國和歐元區國家中央銀行均設定了2%的通脹目標，而目前它們的通脹值均低于這一目標值。在經歷十多年的努力后，日本終于在2013年走出了通貨緊縮，而如今它正努力不讓自己回到過去。即使忽略消費稅提高的影響，日本目前的通脹水平勉強達到目標值（2%）的一半。

不僅如此，如今低通脹值帶來的危險之所以如此嚴重，是因為大多數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已經將利率下降到了零。貨幣政策的受限使人們把關注點轉移到財政政策上。不過其他刺激消費的途徑，比如財政政策，也因為那些試圖表現強硬的政客的阻礙而未能成行。

英國金融時報網發表中國安邦集團研究總部撰寫的題為《世界需要合作抵御全球通縮》的文章指出，在這場連綿的通縮中，央行的角色十分尷尬。一般認為，低利率與多發貨幣將刺激通脹回升，這也是各主要央行先后量化的理由。但實踐證明，這些新注入的流動性多涌向了資本市場，推高全球資產價格，但在信用與通脹創造方面卻無能為力。盡管美國的3輪量化寬松向金融系統注入了新創造的數以萬億的美元，其核心通脹率仍然只停留在1.5%，日本“安倍經濟學”在刺激通脹方面的失敗，更加清晰無誤地指向了這一點。問題的實質始終在于，新發的貨幣在扭曲的經濟結構下，并沒有真正創造出有效需求，而只有填補上負的產出缺口，全球性的通縮才能出現實質上的好轉——而這并非央行所長，需要更加深刻的改革。

《南華早報》中文網稍早前也認為，避免通脹過度或不足的最好辦法，是采取可靠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如今，人人都想要更寬松的貨幣政策，這是因為除了央行，政府在經濟問題上并沒有展示強大的領導力。政府應制定結構性改革措施，以提高長期的潛在增速，讓疲弱經濟走上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借此達致理想目標。經濟增速偏低并非致命問題。政府如果放開服務業、解放勞動力市場、減少行政繁瑣程序、加強執法、培訓勞動力，并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將有助改變情況，而且影響力持久。只有政府才有權力采取這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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