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8年年會”于2月25日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論壇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出席并演講。

　　以下為演講摘編：

　　王一鳴：大家下午好！今天的話題是“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我對此談幾點認識。

　　這句話是中共十九大對中國經濟發展做出的一個重大判斷，而且強調我們正處在一個攻關期，要攻克三個關口：轉方式、優結構、增動力。對于發展的質量，我查了一些文獻，好像缺乏一些標準的學術定義。

　　從微觀層面來看，通常指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中觀層面來看是產業和區域發展質量。宏觀層面主要指國民經濟的整體質量和效益，通常也可以用全要素生產率去衡量。從投入產出關系來看，高質量是投入少、產出多、效益好的發展模式。

　　第一，我認為這個轉變要完成三個轉型：

　　一是要從數量追趕轉向質量追趕。

　　改革開放是從短缺開始起步的，30多年的時間完成了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填補“數量的缺口”。現在很多領域出現了產能過剩，那么，未來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填補“質量的缺口”。微觀上是產品的質量，宏觀上是總的生產效率。這個階段的基本任務應該是增強發展質量的優勢，中國速度現在已經是享譽世界了，但怎么創造一個享譽世界的中國質量非常重要。

　　二是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

　　傳統制造業大規模擴張的階段基本結束了。未來產業發展主要不是靠規模擴張，而是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的提升。要完成這個過程需要推動要素在行業內、企業間的自由流動，以實現要素的再配置。而這種再配置，對制度、環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是要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我們要素的數量紅利，無論是勞動力、資源、土地，應該說正在消失。而現在我們面臨的最大的要素瓶頸就是創新能力和人力資本的不足，這跟高速增長當中的電力、能源、交通的瓶頸是不一樣的。所以十九大提出要通過三大變革，來提高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

　　十九大提出攻克三大關口：

　　一是發展方式的關口。

　　我個人理解，我們的發展方式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投資拉動，而投資拉動的空間正在明顯收窄，基本原因就是邊際效率的下降。2008年以后，從增量產出比來看變化是很明顯的，每新增一個GDP所需要的投入在逐年上升，帶來的后果就是杠桿率的攀升，這也是我們金融風險不斷積累的根源性因素。從國際主要經濟體的比較來看，我們的杠桿率上升的速度是很快的，這個數據是用的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來比較的，甚至比希臘還快，這也成為了金融風險的重要積累因素。

　　二是攻克優化經濟結構的關口。

　　我們過去的結構調整主要是依托產能，特別是工業制造產能的擴張，而這種擴張現在越來越受到產能過剩的約束。所以未來的結構優化，一定表現為跟高速增長時期不一樣的調整模式，成為一個主要的形態。

　　三是要攻克轉換增長動力的關口。

　　我們的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的條件正在發生明顯的變化。未來怎么樣提高要素的生產率，是我們攻克這個關口的重要條件。

　　高質量發展階段要適合中國的發展階段和基本國情。我們現在也在探索建立“高質量”的衡量指標，我覺得不能簡單以成熟經濟體的標準結構作為我們的參照依據，還要充分考慮中國的大國特征，而且我們正處在結構的快速變動期，要充分考慮中國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特點。而高質量發展，我覺得最根本的還在于深化改革，來增強經濟的活力、創新力和競爭力，當然包括我們現在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是根本途徑。

　　第二，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條件，我們現在具備一些有利條件：

　　一是經濟結構正在出現重大變化，為高質量發展創造了一些基礎性條件。包括最近5年服務業占比的提高和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提高，這大大增強了經濟運行的穩定性，過去這個階段我們估計運行穩定程度是最高的。

　　二是中等收入群體的不斷擴大。而且這個群體的消費結構正在迅速升級，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市場驅動力。而且中國市場正在趕超美國，因為規模最大。未來對于我們的質量提高，這是一個最強大的驅動力。

　　三是這兩年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高質量發展開辟了有效途徑。改革主要是有效增強了市場供應，特別在存量資源配置上，強化了市場的供應。全要素生產率從2015年以后，總體是由降轉升的，這也從側面反證了結構性改革對效率的提高帶來的意義。

　　四是科技創新和技術擴散，中國正在進入創新活躍期，也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一個技術支撐。我們的研發程度去年是2.15，超過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們的獨角獸企業占全球的比重也非常接近美國。在一些新興的業態，我們應該說是居于世界前列的，這都為轉型創造了條件。

　　五是全球價值鏈的變化也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機遇。最近全球價值鏈的變化主要是依托美歐服務業的價值鏈和依托制造業的價值鏈這兩大價值鏈相對集聚的，而且從全球生態網絡來看，服務業占比是提高的，大概在價值鏈里面占60%，這為我們下一步服務業參與全球化，提升國際競爭力，推動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創造了機會。

　　第三，轉向高質量發展面臨的特殊挑戰和應對。

　　一是如何形成有效的市場競爭環境？倒逼企業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這就需要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進一步打破壟斷，要關注新興產業當中，贏者通吃帶來的新的問題，這個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挑戰。

　　二是如何推進體制進一步創新來推動增長從依靠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科技成果的產權激勵制度，科技成果的產權屬性是什么，這是最近科技界遇到的比較大的問題。如果是國有的，很難起到激勵作用。還有怎么完善創新成果向企業的轉移機制，還有一個知識產權的創作、保護和應用。

　　三是如何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加快我們的人力資本積累？需要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受教育的機會。（圖）這兩張圖一個是農民工子弟學校，一個是四中的教學環境的比較，差異性很大。現在高等教育資源總體上也會過剩，能不能把三本院校轉型為技術高校和職業教育？向這個方向轉型，加大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能不能放寬國外一流大學到國內辦學的條件？

　　四是如何優化區域空間結構，提高空間資源的配置效率？要利用高鐵建設的大發展時期，加快形成網絡化發展格局，發展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創新城市建設的投融資機制，現在地方政府融資的債務在迅速上升，怎么來規范融資行為，這個也是面臨的一個課題。

　　五是如何打破階層固化，增進社會流動性，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現在社會的縱向流動明顯受阻，橫向流動也受到各種條件的約束。這個流動性可能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

　　六是如何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資源配置的效率？這個可能是我們未來的一個紅利所在。現在承包地的“三權”分置改革，宅基地擴大流轉范圍，還有集體建設用地怎么樣同權入市？

　　七是如何解決突出環境問題，有效應對污染排放峰值期的環境挑戰？我們正進入一個特殊歷史期，這個時期環境壓力是最大的。

　　八是如何健全風險管理體制，防范化解高速增長時期積累的風險？我們要打攻堅戰，這個也是一個特別突出的話題。

　　九是如何進一步擴大開放，特別是服務業開放，縮小與前沿國家生產率差距？包括制造業，怎么降低股比限制？最近上海新能源汽車美國要投資，后來也是因為各種因素。

　　十是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制度環境？　這個可能是最根本的。十九大提出了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要構成這個事情，還有很多事要做。

　　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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