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近日接受南都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已經過去，再往后就是中速增長，這是符合規律的”。

　　劉世錦表示，中國經濟未來要把重點放在提高質量和效益上，要推動深層次的體制改革，比如土地制度、金融體系、財稅體制改革等，為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創造相適應的體制、政策環境。

　　本期人物

　　劉世錦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1955年1月出生于陜西西安。1982年2月畢業于西北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9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現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

　　下一步轉向（經濟）高質量發展，到底什么辦法管用？還是得調動各個地方政府、基層和企業的積極性，讓他們去探索，給他們一個比較大的自主選擇空間，讓他們去試，給出一個比較大的試錯糾錯的空間。應該鼓勵有個性、有特點、有差別，讓各地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和潛力，從中就會涌現出一些真正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的管用辦法。

　　談經濟高質量發展從高速轉向中速增長有三方面原因

　　南都：十九大明確了“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你看來，何為高質量發展？

　　劉世錦：高質量發展，最核心的要求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包括生產產品高品質，生產過程高效率和發展的可持續性。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這三大重要變革，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實際上也包含了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內容。

　　南都：什么樣的標準體系能夠更好地衡量、引導經濟高質量發展？

　　劉世錦：從高質量發展和指標體系來講，不能再搞GDP掛帥，但不等同于完全放棄GDP這一衡量指標。GDP是國民經濟增長總量的一個核算方法。方法本身沒錯，全世界都在用。但我們過去出現的GDP掛帥，是把一個好指標放在不合適的位置上，容易產生偏差。

　　今后的指標體系，首先要解決一個關鍵問題，就是不能為了短期內過高的、不切實際的GDP指標，損害了經濟發展的質量。實際上，質量和數量長期來看是統一的，發展質量提升，在潛力允許的情況下，經濟也能夠長期保持較高增長。

　　南都：隨著淡化經濟增長目標，2018年GDP增長目標就沒有提及“爭取更好結果”。未來經濟增長是否可能仍將繼續放緩？

　　劉世錦：過去七年，中國經濟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向未來中速增長，這樣的轉變是符合規律的。下一步經濟增速可能還會進一步放緩，這都是正常的。

　　為什么說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不是簡單地說基數大了，增速就慢了，這背后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社會重要的需求，比如房地產、煤炭鋼鐵等產品相繼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第二是人口和勞動力的數量與結構都出現了重要變化；第三是資源環境已經觸到了底線。這三方面因素相互作用，推動了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

　　南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經濟改革，突破口或關鍵點在哪里？

　　劉世錦：中國的經濟改革，大方向是明確的，下一步還是要抓關鍵性改革。第一是土地改革，重點是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農民的宅基地逐步進入流轉。

　　二是財稅體制改革，包括房地產稅、環境稅、財產稅等問題。稅制改革要推動逐步轉變為直接稅為主的財稅體制，同時適當給企業減負，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

　　三是金融體系改革。當前金融體系存在一些問題，與監管不到位有關，但和實體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升級和創新驅動相關的金融產品供給不足也有關系。并不是說加強金融監管，就要限制金融創新，兩者并不矛盾，金融體系改革要理順兩者關系。在改進金融監管的同時，要推動真正有利于實體經濟、有利于產業轉型升級、有利于創新驅動的金融創新和發展。

　　還有國企改革、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等。這些重點領域如果能有所突破的話，將會為高質量發展打下比較好的基礎。

　　談地方競爭機制要給地方探索試錯糾錯的空間

　　南都：地方競爭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秘訣之一。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套機制是否依然行之有效？

　　劉世錦：中國過去近40年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地方競爭機制。每一級地方政府就是一個競爭的主體，這大概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有相當大的區別，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個重要特點。

　　下一步轉向高質量發展，到底什么辦法管用？還是得調動各個地方政府、基層和企業的積極性，讓他們去探索，給他們一個比較大的自主選擇空間，讓他們去試，給出一個比較大的試錯糾錯的空間。應該鼓勵有個性、有特點、有差別，讓各地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和潛力，從中就會涌現出一些真正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的管用辦法。

　　可以看到，近幾年地方上已經出現了一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辦法，比如說現在一些城市開始“搶人大戰”，搶的是高校畢業生，放低門檻、提供優惠政策，包括給錢給房給戶口，吸引大學生到本地就業創業。

　　這種搶人不僅包括高端人才，普通勞動者也是緊缺的。過去一些城市自覺或不自覺地總想把外來人口擋在外邊，用戶口、公共服務等進行限制。一個城市的人才結構需要合理搭配，既需要高端人才，也需要普通勞動者，形成合理的分工關系。

　　在地方的人才競爭之下，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今后很可能不再是擋人、攔人了，而是要搶人了。哪個城市先搶人、搶到人，這個城市的競爭力就提升了。

　　南都：如何看近年來中國的人力資本變化？

　　劉世錦：中國人口總量相對比較穩定，勞動力總量有所下降，人力資本則會提升。近年來每年畢業的大學生大約在800萬人，這在全世界規模是最大的。這部分勞動力的知識技術水平較高，而與國際相比較，人力成本還是比較低的。這將是中國新機遇，要利用好這些規模較大、高知識水平、低成本的人力資本。

　　談防范金融風險防范金融風險首先要穩杠桿

　　南都：十九大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防控金融風險列為未來三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三大攻堅戰之首。怎么看目前國內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形勢？

　　劉世錦：我國金融風險總體上是可控的。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企業的盈利水平在上升，資產質量有所好轉，這對化解金融風險是有利的。

　　中國政府對金融風險是高度重視的。當你提出這個問題、關注這個問題時，問題不可控的概率就會下降。

　　還需要看到，中國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上有自己的獨特優勢。區別于小經濟體，中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是有差異的，這就會形成對沖機制。比方說，東北等地區過去幾年經濟發展放緩，金融風險可能相對較高，但深圳等東南沿海地區仍保持較高增速，地區之間的經濟差異、風險差異較大，本身就可以形成有效對沖，這是中國防范金融風險一個不可多得的有利條件。

　　南都：經濟高速增長期已經過去，是不是意味著防范化解金融債務風險的有利條件被削弱了？

　　劉世錦：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以后，金融風險形成條件發生變化。在經濟高速增長期間，很多金融風險是能夠被分散、被推后、被化解吸收的。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上世紀90年代末期，國有銀行的壞賬規模較大，當時做了剝離，但一段時間后，這些資產有相當一部分轉變為優質資產。為什么？土地等資產價格大幅上漲，原來有風險的資產變為比較好的資產。

　　但這是有條件的，需要經濟高速增長。而當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以后，金融體系將會出現大的調整。

　　南都：要在未來三年左右，打贏防范金融風險攻堅戰，需要拿出哪些實招？

　　劉世錦：首先是穩杠桿，不能再往上加了。接下來需要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降杠桿不僅需要時間，還需要條件。降杠桿不是下達行政命令或者出臺一個政策就能降下來的。降杠桿需要企業提高生產效率，涉及企業的業務模式升級、核心競爭力增強、生產經營體系的整體改造等，需要相當長時間。

　　南都：今年要推動解決地方債的問題。為什么做實做優中國經濟，要把解決地方債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劉世錦：目前公開的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約17萬億元，這個規模還是可控的。問題主要在于一些地方隱形債務近兩年上升過快，無論是產業投資基金、專項基金或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等，最終還要靠地方政府來承擔償還責任。部分地方隱形債務超過公開的合規債務，金融風險就在積聚。

　　有關研究表明，與處于同樣發展水平的OECD（經合組織）國家相比，我國基礎設施投資建設的比重過高。所以，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增長速度適當降低，在整個投資中的比重適當降低，既是投資結構合理化的要求，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要求。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