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我們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舉措，也是加快實現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需要看到，創新是影響國內國際循環演進的關鍵力量，應著眼更好發揮創新的引領作用，不斷優化和提升國內國際循環的關系和層次，推動形成宏大順暢的國內經濟循環，更好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形成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和合作新優勢。

創新是關鍵力量

國內國際循環的演進發展具有階段性特征。在從低水平向高水平發展的過程中，創新始終是優化和提升國內國際循環關系和層次的關鍵力量。

從國內循環的演進看，創新能有效推動循環層次和范圍的優化，為更多依靠國內市場實現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在許多國家的發展歷史中，都曾出現過因創新水平發生變化而影響國內循環發生變化的情況。創新能力較低會導致生產要素單一、分工水平有限、供給質量不高，再加上存在市場分割較為嚴重的情況，一國的國內循環就會呈現出層次不高、范圍有限等低水平特征。而隨著創新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創新體系的日益成熟，技術、管理、知識等要素開始發揮更大作用，促使供給質量提升，進而帶動供需匹配螺旋式上升，有力推動消費升級，使國內循環在層次和范圍上都有明顯提升。對我國而言，創新在培育產業體系和內需體系等方面，也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從國際循環的演進看，創新牽引了國際循環參與方式的變化，是一國提升其全球價值鏈位勢的決定性因素。在全球化發展進程中，各個國家通過原料輸出、商品輸出、資本輸出、技術輸出和標準輸出等多種方式參與全球化。其中，原料輸出基本由一國的自然稟賦決定，相比之下，商品輸出則相對高級，但仍取決于一國所處的價值鏈環節。資本輸出多蘊含著擴大市場、降本增效、壟斷技術等目的，技術輸出和標準輸出則意味著這個國家掌握著產業鏈、創新鏈的治理權。目前，國際循環仍表現為發展中國家輸出廉價原材料和商品，發達國家輸出資本、技術和標準。若一國謀求在產業鏈、價值鏈上位勢的攀升，必然要牢牢抓住創新這個關鍵因素。

從國內國際循環的關系變化看，創新能有力促進一國對循環控制力的提升。一國的國內國際循環關系，在客觀上會受到多重因素影響。其中，創新誘發的動力機制、競爭優勢、經濟結構的轉換主導了國內國際循環關系的變化，尤其是影響著國內國際循環的技術主導權和規則制定權。

創新的引領作用日益凸顯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持推進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通過創新暢通優化國內國際循環的能力大幅增強。

一是創新衍生出的新供給新需求形成經濟發展新動能，有力支撐了國內經濟循環。盡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嚴峻復雜國際形勢的疊加沖擊，我國經濟發展新動能仍在不斷壯大，從供需雙側對國內經濟循環形成了有力支撐。從供給側看，2020年，我國經濟發展新動能指數較2019年增長35.3%。2021年前三季度，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20.1%，兩年平均增長12.8%，經濟新動能增強態勢得到延續。從需求側看，創新衍生出的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逐步增強。2021年前三季度，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80.5%，其中，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長18.7%，快于全部投資11.4個百分點。

二是依托創新改善外貿外資結構、強化國際合作，優化了國際經濟循環。從外貿結構上看，我國高端制造業零件設備占進口的比重，以及機電產品出口和一般貿易出口占比，持續提升。據測算，我國中技術到高技術制造業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在2007年達峰至0.45后，逐步下降至2020年的0.31，但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占比從70.8%上升至83.3%，顯示出比較優勢指數長期處于1.2至1.4的水平，還在一些年份超過部分發達經濟體，表明我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位勢逐步提升。

三是以創新助力補短板和鍛長板，推動了國內國際循環關系的調整。近年來，我們將實現多元化供應作為提升自主可控能力的重要途徑，著力在信息安全、操作系統、高端裝備等關鍵領域實現創新突破，同時考慮推動部分外需向內需轉化。這不僅有助于積極應對外部需求的不確定性，而且能有力推動國內市場供給質量的提升。越來越多的信息技術、節能環保等領域的國際知名創新型企業在我國設立生產工廠或研發中心，表明較為靈活的創新制度和強大的內需市場使我國已經成為部分成果商業化的首選地、必選地、最佳地。

重點是加強體制機制保障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是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的戰略謀劃。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需增強創新的引領作用，加強頂層設計，為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提供強有力的體制機制保障。

一方面，需進一步健全以創新提升國內循環的體制機制，實現創新鏈條自身循環的暢通，也為產業等層面的循環賦能，促進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要不斷完善有利于提升原始創新能力的體制機制，形成持續穩定的基礎研究投入機制，強化國家戰略和應用需求牽引；不斷完善促進技術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體制機制，強化市場化機制在科技資源配置改革中的作用；不斷完善推動產業鏈創新鏈耦合的體制機制，加快產學研深度融合和大中小企業深度融通，推動企業成為創新的需求出題人、牽頭實施人與主要獲益人；不斷完善暢通創新鏈循環的配套機制，圍繞中試熟化、價值實現、反哺科研等關鍵環節，形成有利于中試基地建設運營、國有資本便利退出、轉化收益創新運用的體制機制；等等。

另一方面，需進一步完善以創新優化國際循環的體制機制。以國際創新合作與治理協調為重點，提高開放創新的總體效能。建議進一步健全基于國際合作的開放創新的體制機制，主動設計和牽頭發起跨國科技創新合作，探索國際科技創新合作模式；積極參與針對前沿科技和全球問題的科技治理磋商，健全國家科技治理體系和參與全球科技治理的統籌協調機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數據共享和監管協調等方面的國際合作；優化促進服務貿易、知識產權貿易和數字貿易的體制機制，繼續完善服務貿易管理體制，穩妥推進國內數字經濟治理體系與多邊規則有機銜接。

此外，還需強化創新在增強國內循環穩定性和韌性等方面的作用，充分利用我國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優勢打造全球最佳創新轉化應用地，進一步激發創新對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引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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