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已經完成，高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十四五”實現良好開局，但同時，世紀疫情沖擊疊加百年變局演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當前，第二個百年奮斗新征程已然開啟，值此關鍵時期，2021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22年的經濟工作指明了基調——穩字當頭、穩中求進。

堅持穩中求進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2016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我們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同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由此，穩中求進從經濟工作的總基調上升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立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全局高度，作出的戰略謀劃和科學決策，既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規律的深刻洞察，也是對治國理政規律的科學把握和認識深化，更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和實踐運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始終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穩字當頭，以穩求進，以進促穩，在保持宏觀經濟政策基本穩定，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保持社會大局穩定等方面取得積極成效。中國經濟“穩”的基礎日益鞏固，“進”的態勢持續增強。

針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與外部環境發生新問題新挑戰的明顯變化，2018年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六穩”的要求，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進一步指明了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的工作要求和重點任務。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繼續做好“六穩”“六保”工作，持續改善民生，著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保持社會大局穩定，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歷史和現實充分證明，越是接近目標，我們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就越大，各種難以預料和不可預知的風險與挑戰也越多，唯有正確把握穩和進的辯證統一關系，才能保持戰略定力，增強戰略自信。

一方面，“穩”是“進”的根本基礎和前提條件，是數量和速度層面的積累。穩定壓倒一切，沒有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穩定，一切恐無從談起，立足未穩的進可能就是冒進。因此，“穩”是主基調，是大局，不穩難以進。但穩絕不等同于故步自封、因循守舊，而是要尊重市場經濟內在規律，立足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條件和環境，確保增長、就業、物價不出現大的波動，確保金融不出現區域性、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進”是“穩”的持續動力和目標方向，是結構、質量和效率層面的提升。沒有重點領域的奮發有為，沒有關鍵環節的有所進取，經濟社會便難以獲得源源不絕的內在發展動力，沒有提質增效的進，就難以實現長期有效的穩。因此，“進”是方向，是目標，有進才更穩，同時也要防止出現違背常識，不顧及客觀約束條件和承載能力的激進，“進”的重點要放在調整經濟結構和深化改革開放上，確保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創新驅動發展取得新成效。總而言之，“穩”和“進”相互促進，彼此轉化。經濟社會平穩，才能為調整經濟結構和深化改革開放創造穩定宏觀環境；調整經濟結構和深化改革開放取得實質性進展，才能為經濟社會平穩運行創造良好預期。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戰略定力，有利于我國實現今年經濟平穩開局、向好發展，對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共同富裕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

國內外經濟形勢對我國經濟的主要影響

當前，世界經濟處于疫后復蘇的筑底波動期，不確定性顯著增強，經濟恢復進程也會出現反復。我國應對經濟下行壓力，需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緩解經濟發展面臨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

從需求側看，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跨過百萬億元門檻，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正在向高收入國家邁進，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重點在于突破需求收縮困境。一方面，當前外需呈現回升趨勢，但仍面臨較強不確定性。得益于對疫情的良好控制，我國在全球率先復工復產，出口需求呈上升態勢，但世界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導致外需本身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內需較為疲軟，消費和投資增勢減弱，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有所放緩，制造業投資雖增速較快，但難以對沖房地產和基建投資增速的放緩。數據顯示，2021年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4.8%，拉動GDP增長6.3個百分點，較去年上半年的7.8個百分點出現明顯回落。

從供給側看，其一，我國是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對能源、原材料有著巨大需求，多種大宗商品對外依存度過高。數據顯示，我國銅精礦對外依存度超過85%，鐵礦石對外依存度超過80%，原油對外依存度超過70%。這導致在我國產業鏈、供應鏈中居于重要位置的能源和大宗原材料的國際市場生產和供給的變化會直接沖擊我國初級產品供給。其二，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的“人口規模紅利”逐步消退。一方面人口結構變化使得勞動力人群增長速度減緩，另一方面我國的勞動參與率也在緩慢下降，老齡化趨勢使得我國面臨中長期勞動力供給約束。

從預期來看，國內層面，一是在取得充分成績的同時，經濟整體發展也面臨挑戰，經濟增速放緩，預期轉弱及其所帶來的自我強化效應會進一步加劇經濟下行壓力，從而使得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更趨謹慎，此種不良循環影響不容忽視。此外，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退出的溢出效應也使得金融市場的預期出現變化，加之疫情形勢恢復較好的新興經濟體產能的恢復帶來海外經濟的復蘇將對我國出口企業造成一定競爭壓力，可能會擠壓制造業企業的出口份額和利潤，進而影響居民就業和收入增長，也會通過預期的作用而進一步放大。

堅持穩中求進持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為做好經濟工作指明了方向。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和國內經濟運行新變化，我們既要正視困難，做好應對風險挑戰的充分準備，又要堅定發展信心，穩中求進。

保持宏觀政策穩健有效，促使微觀政策激發市場活力。一是宏觀政策要穩健有效，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就財政政策而言，加大財政支出強度，加快財政支出進度，注重對中小微企業、個體戶及制造業的配套支持政策，同時，合理引導市場預期，加快推進已經確定的基礎設施建設，適度超前開展新基建等重要領域基礎設施投資，穩定市場信心，突破需求收縮壓力。就貨幣政策而言，在總體穩健基礎上，堅持預調微調，適當采取定向降準，重點支持高精尖行業、中小微企業等，改善整體融資環境。二是正確把握資本行為規律，穩妥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堅決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完善金融風險管理與處置機制。設置資本負面清單，引導資本規范健康發展，進一步強化對資本的有效監管；嚴格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行為，統籌制定完善地方債務和隱形債務風險處置應對方案，針對地方政府發債行為設置“紅線”和“底線”，健全地方政府發債制度，壓實地方、金融監管、行業主管各方責任，健全官員考核體系，嚴肅財經紀律。三是深入推進公平競爭，激發市場活力，加強對相關行業的反壟斷監管，避免不正當競爭，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完善反壟斷法律制度，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加強對惡意拖欠賬款和逃廢債行為治理，制定針對惡意逃廢債常態化治理制度，加大征信、失信人名單的應用范圍，加強輿論監督和追責體系建設，加快建設信用社會。

深化改革開放激活發展動力，推動結構性改革暢通經濟循環。一是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構建全國統一的要素市場，完善政府的調節與監管職能；推進以基本制度建設為核心的資本要素市場化改革，全面實行股票發行注冊制，完善注冊制、強制信息披露制度、股權分紅制度等基本制度，提高資本市場要素配置能力和效率，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其為實體經濟服務能力。二是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逐步提升開放合作層次，降低關稅水平，提升對外貿易便利程度，依托國內大循環為各類高端要素、產品及服務跨境流動創造良好條件；加快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構建更加具有靈活性、公平性及透明度的合作機制，構建共贏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體系，完善制定更具新興市場國家合作需求的規則標準，促進“一帶一路”建設縱深發展。三是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推動科技創新驅動力，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補齊產業短板，重視企業創新主體能動性，完善優化科技創新生態，推動基礎研究，進一步推動產業鏈結構升級，推進新舊動能轉換，提升制造業核心競爭力，鼓勵高精尖企業發展。

增強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兜住兜牢民生底線。一是深化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做大經濟發展和收入規模的基礎上，提升勞動報酬占比，促進居民工資性收入提升；完善對高收入行業和群體的監管法律；大力推進第三次分配，引導社會企業及公益組織等積極參與慈善公益事業，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二是重視民生保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加快完善公共服務，進一步部署應對人口老齡化政策，健全城鄉社會保障機制建設；增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服務能力，重點布局鄉村振興、綠色金融等領域；重視城鄉教育均衡發展，強化職業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有效銜接，重視對中低收入群體進行職業教育培訓。同時，穩定發展預期要求采取有效政策穩定產業發展，保障基本安全，一方面應積極擴大有效投資，以更大力度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夯實經濟發展根基；另一方面，保障市場穩定供應及價格基本穩定，加快種業振興行動保障糧食安全，加強煤炭、電力、天然氣等供應保障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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