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加快立法步伐，完善治理體系，促進平臺經濟、數字經濟規范健康發展是當務之急，也是市場關切、民眾所盼。

　　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成效顯著。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39.2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8.6%。“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到2025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10%。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規范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就必須有效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

　　加快數字經濟立法，是推動數字經濟更好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從國內看，數字經濟掀起新一輪發展浪潮，多地視之為發展新引擎，對目前存在的數據所有權、使用權、轉讓權等問題給出了“地方標準”。如浙江已出臺專門的數字經濟促進條例，提出全力推動數字經濟積厚成勢；北京將加速釋放數字經濟新活力，相關立法有望出臺。從國際看，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是當今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先機，是新一輪國際競爭重點領域。在國際競爭越來越體現為制度、規則、法律之爭的背景下，中國作為數字經濟的實踐者、引領者，更要通過立法為世界貢獻數字經濟治理的“中國方案”，掌握未來發展新優勢的主動權、話語權。

　　加快數字經濟立法，是維護安全、防范風險的必然之舉。在數字經濟浪潮下，國內不同地區、群體、產業部門之間存在發展不平衡現象，利益糾紛特征明顯，需要用法治手段調節，以法治思維化解。去年，我國出臺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監管部門多次出手，加強反壟斷執法；在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領域，立法部門、司法部門各有作為；互聯網法院在確立規則、完善制度、數字治理等方面起到了示范引領作用……這些都為數字經濟立法積累了實踐經驗。

　　加快數字經濟立法是大勢所趨，越早行動，就越主動。完善數字經濟治理，監管要持續發力，實現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而且要從制度上健全法律法規，完善體制機制，提高我國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相關法律規范已日益完善，但是比較分散，需要從國家層面立法統籌協調，發揮綜合治理效能。數字經濟涉及行政法、民法、知識產權法等領域，且與網絡安全、知識產權、市場競爭、消費者權益保護等密切相關。數字經濟領域地方立法先行，為國家立法“探路”。全國人大常委會2021年度立法工作計劃已提出，加強數字經濟、互聯網金融、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新應用涉及的相關立法工作。

　　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加快數字經濟立法，要做好規范與發展這篇大文章，統籌多個部門，涉及多個領域，既要扎根國內，又要放眼全球。這要求相關部門進一步做好頂層設計，號準數字經濟發展脈搏，緊貼市場和產業特點，增強立法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推動形成統一公平、競爭有序、成熟完備的數字經濟現代市場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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