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統籌發展與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已成為時代大勢。從風險視角來觀察，安全、發展都是風險問題。但要明晰的是，這兩種風險處于不同的層次。安全風險是當前的、某一個領域和環節的風險，如：網絡安全風險、數據安全風險、個人信息安全風險等，有具體指向；而發展風險則是長期的、綜合的和全局的風險，如數字經濟創新的國際競爭力下降的風險，短期內可能難以直接觀測，具有很強的隱匿性。

黨中央多次強調，增強憂患意識，防范風險挑戰要一以貫之。要貫徹落實好這個要求，必須樹立風險整體觀。比如在數字經濟治理方面，就要把短期風險、長期風險、局部風險和整體風險統籌把握。

從風險整體觀來看，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重視：

一是安全與發展不能割裂。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就要堅持促進發展和監管規范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發展中規范，按照適度包容的原則，給發展留下空間。實踐中，我們對數字經濟的治理依然存在條塊分割的現象。一方面，從局部的部門職責看，通過行政性的強規范、強監管，數字經濟的安全風險小了；另一方面，從國際競爭力來看，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風險有可能在上升，需要整體評估。

辯證地看，安全寓于發展之中，只有不斷發展，數字技術快速迭代升級，安全風險才能得以化解，在數字領域中的國家安全博弈才能“技高一籌”，安全風險才能持續得到有效防控。歷史和現實教訓都告訴我們：落后就要挨打。因此，發展慢了，落后于人，也是重大風險。

二是實體企業和數字平臺企業不能對立。從本質上看，數字技術是虛擬化技術，讓受到物理時空限制的經濟活動，通過虛擬時空實現效率提升。數字化在我國是從商業、服務業起步的，逐步走向數字生活。接下來，我國走向數字制造的進程中，同樣也要實現虛擬化、無人化和智能化。可以說，數字化與工業化一樣，有其自身的發展順序，要順勢而為。

要正確理解平臺企業與實體企業，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在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進程中，作為工業化產物的實體經濟，需要和數字技術深度融合，通過數字化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實體企業、實體經濟都會趨向數字化，催生虛擬制造、虛擬訓練、虛擬現實、虛擬空間、虛擬人……等等。數字革命的對象恰恰就是工業革命形成的各類“實體企業”“實體經濟”，實體要素融入“數字要素”之中、實體企業融入“數據中臺”之中、實體經濟融入“數字經濟”之中，而不是相反，讓新的經濟形態去適應舊的經濟形態。數字化才是方向、是趨勢，如果將兩者關系對立，數字經濟、數字平臺企業發展受限，意味著我們有可能面臨重大的發展風險。

三是資本和研發創新不能孤立看待。資本和研發創新可以說是一體兩面，沒有資本的跟進，就難有研發創新。種子基金、天使投資、風險投資和股權基金等不同資本形態，對應著研發創新的不同階段，資本是研發創新的孵化器和產業生態形成的助推器。

我們要探索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同時要控制資本的非法逐利行為。規范資本行為，要依法實施，既不讓“大資本”濫用市場地位，又要保護“小資本”，充分發揮資本承擔風險，組合各種生產要素的功能。遏制資本無序擴張，不是不要資本，也不是退回到行政審批的老路上去，而是要讓資本遵循市場規則，不逾越法律底線，并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資本是生產要素和研發創新的催發劑，在研發創新的產品化、市場化、產業化階段，應該大力鼓勵資本進入，承擔風險，推進創新。在這些階段，監管部門不能缺席，但主要應以研究分析、監測預防、保護消費者權益等工作為主。當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發展到一定程度，監管部門應當及時出臺新的標準和行為準則，對各種并購、收購行為進行評估和把控風險。要建立以消費者為中心的“消費者主權”制度，防止資本凌駕于消費者主權之上，損害消費者權益，并以此為基準來遏制資本的野蠻生長。對于壟斷、不正當競爭、暴利、天價等資本的消極作用，都應當通過構建適應數字化的國家標準體系來衡量和識別，依法遏制，避免簡單套用工業化的標準體系。

我們只有鼓勵資本去催生研發創新，促進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安全風險防控才有保障。要推動把安全風險防范寓于數字經濟發展之中，寓于更快的技術迭代升級之中。

可以說，這些數字經濟治理中的難題，都涉及到風險的識別、判斷和權衡。要進一步提升我國數字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必須統籌發展與安全，強化風險整體觀，把發展放在優先地位來全面權衡不同的風險和監管模式。既要防范安全風險，更要防范發展受阻的風險，進一步完善法治化治理體系。

（作者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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