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我國經濟增速放緩？我們應該采取哪些應對之策？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和重點是什么？此次座談會上，多位參會嘉賓闡述了他們的觀點并給出建議。

經濟增速不宜長期太快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中國經濟保持了10%左右的年均增長率，但最近幾年，經濟增速逐漸放緩。

對此，世界銀行中國、蒙古和韓國局局長郝福滿認為，增速放緩恰好符合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從2013年7.6%下降到2014年7.4%，這與過去三十年以來10%增長率大幅度下降，“我認為這是理想的放緩。” 自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目前中國經濟已經恢復并有數千萬人脫貧，為全球經濟復蘇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財政部原部長項懷誠也表達了同樣看法。他說，經濟社會發展不宜長期過快，投資率也不宜長期過高。經濟社會發展要努力保持穩定，平衡則是穩定的基礎。“國家一再要求我們要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要我們適應經濟相對的慢下來的新常態，提出了穩中求進的方針。”

針對當前下行壓力較大的經濟形勢，項懷誠則表示了自己的信心，“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比歷史上更困難一些，新問題也更多一些。但要相信，國家在應對這些問題的時候，辦法也會比過去要多、要好、要有經驗。”

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王一鳴在座談會上表示，當前中國又處在一個重要的轉型時期。我國進入了經濟發展新常態，我們要推動中國經濟從速度規模型的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增長，要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新的轉變。

如何提振經濟？除了深化改革別無他途

“如果把中國改革比作一條大河，那么這條大河不知沖破過多少激流險灘。” 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在演講稿中這樣評價中國的改革之路。

王一鳴認為，當下的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很多新挑戰，特別是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由于撫養比提高，儲蓄率向下調整，產能面臨比較大的過剩壓力，整個負債水平也在上升，生態環境的約束也在持續強化。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鄭新立也發表了同樣的觀點，他認為，當前我國改革發展面臨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區域發展不均，環境問題突出等主要矛盾。

鄭新立認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迫在眉睫。通過土地的改革，把農村宅基地的退出同城市提供保障房掛鉤，就可以讓農民工家庭能夠在城里團聚。同時，農村土地的轉讓與發展集約化經營，可以吸引一部分高素質的農民工返鄉搞規模化經營進行創業。隨著城鄉收入的差距縮小，甚至拉平，中國就能贏得新一輪的增長。

“改革要堅持頂層設計，涵蓋經濟、文化、政治、社會、生態文明各個領域，高度重視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強調倒逼機制，立足解決經濟發展中的重大體制障礙。”彭森強調。

市場化改革方向不動搖

“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我覺得這就是下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務，或者說我們必須解決的難點所在。”全國政協委員、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指出。

楊凱生認為，面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形勢，穩增長的任務比較突出的時候，很容易被動的將結構調整、化解產能過剩等問題放在第二位，這時就必須下決心真正的讓市場來配置資源解決問題，同時也要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

彭森在演講稿中指出，在紀念巴山輪會議召開三十年的今天，中國的改革已經掀開了新篇章。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決定，新一輪改革目標明確，方向堅定，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已成為改革者的共識。

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項懷誠認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從本質上講是一個創新的過程。這個創新的過程里面，包括調整、磨合、舍棄、轉變，不免是要有痛苦的。所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要想沒有痛苦，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要想很快實現，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要有一個相對比較長的思想準備。

對于下一步的改革重點和目標，魏加寧認為三方面關系尤為重要：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和政府的關系、政府和國民的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核心改革一個是價格改革；政府和政府的關系，也就是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這是中國改革走過的路徑，財稅改革的路徑；政府和國民的關系，實現民主化和法治化，既要重視民主，也要重視法治。”魏加寧加以闡釋。

“中國要成為一個經濟上最富有影響力的國家，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金融體系是不可能的，因為最后的資源配置是經過金融體系來完成，人民幣國際化也非常重要，成為儲備性貨幣，將遇到全球貨幣體系的沖突。”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補充道。

什么是“巴山輪會議”？

1985年9月2日，歷時6天的“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在“巴山”號輪船上召開，此次會議是國務院批準由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聯合舉辦，共邀請到60余位中外重要經濟學家和官員參加。由此，中外學者對于中國的經濟轉軌和宏觀經濟管理改革達成許多共識，推動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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