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層面布局城市工作改革

　　會議指出，要統籌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要優化提升東部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區培育發展一批城市群、區域性中心城市，促進邊疆中心城市、口岸城市聯動發展。

　　“城市群是幾個發展趨勢之一。城市發展可以提高經濟效益，但城市過大則會事倍功半。解決辦法就是建設城市群。京津冀一體化就是一種嘗試，把城市連接起來，形成不同的經濟生產環節，提高效率。這已經被證明是進一步提高經濟學效益和勞動生產力的有益辦法，所以要進一步強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丁一凡對中新社記者說。

　　在丁一凡看來，這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從城市化的三大層面部署了一系列改革工作。

　　“一是行政規劃和權利規劃改革，二是城市建設方面改革，三是人文方面改革。城中村改造、戶籍制度改革，農民工市民化等問題將成為下一階段工作的主流。這些內容與脫貧、公民待遇、農民工安置問題息息相關。屆時，人口遷徙將更方便。這些都會成為下一階段城市化的主流。”

　　為何37年后重啟會議？

　　眾所周知，中央每年召開一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但并沒有“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公開資料顯示，中國曾分別于1962年、1963年以專業會議的標準，召開過全國城市工作會議。1978年，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第三次全國城市工作會議。那次會后，中國城市建設迎來了一輪大發展。

　　2015年12月20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時隔37年后再度召開，“全國城市工作會議”升格為“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體現了中央對城市工作的高度重視，迎來了新一輪頂層設計。

　　為何突然重啟會議？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發展經濟學系主任曹和平對中新社記者分析說，新型城鎮化和城市體制改革是供給側的重要內容，而利用新城鎮化矯正大城市化所帶來的問題，或許是召開本次會議的重要原因。

　　“大城市化發展與產能過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我們發現一些城市間的競爭，并不是國民經濟體系的競爭，而是政治經濟學上的競爭。誰的級別高，誰就能動員更多的資源。制度向大城市化偏向，使得大城市不堪負重，而小城市發展滯后。”曹和平認為，在經濟發展調轉結構的特殊時期，城市化過程必須作出相應改變。

　　丁一凡也表示，城鎮化是解決中國現有經濟問題的一個思路。“中國現在面臨產能過剩，需求不足，而城市化會創造出新的需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去庫存，房地產庫存占了很大的一塊。如果沒有城市化，去庫存就很難實現。所以行政改革必須要跟上，提供新的供給。”

　　兩個月內密集“點名”城市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足兩個月的時間內，中央已多次“點名”城市工作，包括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在內的幾場高層會議都提及相關內容。

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

　　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指出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認識、尊重、順應城市發展規律，端正城市發展指導思想。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部署了城市工作，會議提出要認識、尊重、順應城市發展規律，端正城市發展指導思想；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增強城市宜居性；改革完善城市規劃；提高城市管理水準；堅持把“三農”工作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同時要更加重視做好城市工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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