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降成本”作為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之一，并提出要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企業成本高在哪里？降成本“組合拳”如何出招？怎樣打好？

　　“未富先高”

　　多數企業反映“人工成本快速攀升”“融資成本高”

　　盤點剛剛過去的2015年，談起成本時，很多企業都說高。

　　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簡政放權‘最后一公里’不時‘卡殼’，給企業增加了不少成本。”前兩個月，記者的一個企業家朋友護照即將到期，到投資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換本，卻被告知他還有中國戶籍沒注銷。實際上，他定居英國時已將戶籍注銷。折騰了近一個月，最后才發現問題出在信息不互聯互通。最后，他只好飛到出國前所在城市的派出所開具了戶籍注銷證明，才最終沒被“遣送”。

　　用工成本高。人才供需脫節造成結構性招工難，提高了招工和培養成本。福建廈門一家電子廠負責人郝先生說，一些地方對技術教育重視不夠，企業很難招到高學歷技術工人，只能降低學歷要求，邊用邊培養。由于在城市安家落戶難等原因，經常出現企業剛把工人培養成熟，他們“翅膀硬了就離職”。

　　社保繳費高。新勞動法實施后，企業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增加較多，然而，由于在城里落不了戶口，加上社保異地轉移接續困難等原因，“很多農民工認為還不如多拿點工資實惠，甚至還認為企業克扣他們工資。” 郝先生說。

　　記者在東南沿海地區采訪了解到，企業用工成本上升，直接導致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轉移到人工成本較低的東南亞國家設廠。

　　企業融資成本高。接受采訪的中小企業反映這個問題最為突出，有的綜合融資成本接近年息20%：利率要按基準利率上浮30%以上，找擔保公司成本至少是3%，貸到的部分還是承兌票據，為期90天的一般要貼現3%以上。一位不愿具名的企業主告訴記者，現在向銀行貸款1000萬元，銀行經常只放貸400萬元，剩下的600萬元給開承兌匯票，有些銀行甚至讓企業多次貼現。“這樣一來，銀行做大了存貸款規模，企業卻增加了財務成本。”

　　稅費負擔重。“制造業目前17%的增值稅稅率，負擔偏重。” 浙江寧波一家玩具廠老板姚女士告訴記者，這個行業利潤率很低，自己的工廠都不到4%。“經濟景氣、訂單充足時稅負高不突出，現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矛盾就凸顯了。”

　　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發布的《2015年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顯示，79%的企業反映“人工成本快速攀升”，66%的企業反映“融資成本高”，此外，反映“稅費負擔重”“招工難”的企業占比分別達到54%和43%。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日前舉辦的2015—2016中國經濟年會上表示，我國總的來看還是中等收入國家，但很多方面成本偏高，呈現一種“未富先高”的現象。我國的創新能力在不斷提高，但目前還不足以彌補快速上升的成本造成的競爭優勢的減弱。要盡量保持和延長競爭優勢，必須下決心降成本，否則，長期下去很多企業會被高成本壓垮。

　　自我革命

　　為企業降成本也是政府對自己“動刀”

　　回應企業呼聲，堅持問題導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制定了幫企業降成本的六招 “組合拳”。在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看來，“組合拳”全面而具體，從制度、財稅、金融、社保、流通、能源等6個領域朝著為企業減負這個方向共同發力。

　　“組合拳”是好拳，要打好卻不易。

　　六大舉措的重中之重，專家們普遍認為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制度性交易成本，簡單說，就是由體制機制問題而造成的經濟、時間和機會等各種成本。”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認為，降低制度性成本不僅關乎企業成本，還直接影響企業發展機遇。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簡政放權是核心。本屆政府先后多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特別是商事制度改革極大激發了創業熱情。然而阻礙市場活力的行政審批、行政管制仍然存在。“容易減的，容易放的，已經進行得差不多了”，李錦認為簡政放權進入了深水區，繼續推進將極大考驗政府決心。

　　稅費是企業另一項主要成本。其中，制造業增值稅稅率達17%，一般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加上各種收費，企業的綜合稅費負擔較重，減負存在空間。但專家也表示，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時，政府的財政收支壓力也在增加，減稅降費帶來的財政壓力如何紓解也是道難題。

　　降低社會保險費，企業呼聲集中。根據目前的社保政策，絕大部分企業“五險一金”的繳納比例都在工資總額的40%以上，但降低社會保險費必須考慮社保支付能力。

　　財務成本過高也是我國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發展面臨的一大難題。“金融部門必須要向實體經濟讓利，實業才是金融的基礎，但企業很難取得對等話語權。” 李錦說。

　　在李錦看來，幫助企業降成本“六大招”，招招直擊企業面臨的困難，同時也招招直指政府權力。“為企業降低成本，從很大程度上說，也是政府對自己‘動刀’的過程。”

　　招招打實

　　降成本“六大招”要細化措施，加快建設服務型政府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企業是供給的主體，降低企業成本是供給側改革的一大關鍵點，這已成為共識，解決企業負擔重這個老問題迎來了突破期。”李錦說。

　　降成本“組合拳”如何打實？改革帶來的困難和矛盾如何化解？

　　先看“先手拳”——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中小企業研究室主任王繼承認為，實施負面清單制度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關鍵。他舉例說，服務業已成為經濟增長的最強勁動力，但發展成本較高，金融、養老、醫療等行業還面臨市場準入障礙，下一步要深化改革，逐步放開準入，促進競爭、改善供給。

　　再看降稅費這記重拳。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由此帶來的財政收入壓力如何緩解？會議明確，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在適當增加必要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的同時，主要用于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這為進一步減稅降費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王繼承說。

　　李錦認為，2016年營改增改革全面推開，這將打通增值稅抵扣鏈條。新納入試點的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涉及的上下游企業數量眾多，影響大，將為很多企業帶來更多的可抵扣項目，上交增值稅會減少。

　　我國社保制度起步時間不長，各險種的相關年度收繳、支付率與結余率并不高，社保基金保值增值路徑不多。降低社保費，會不會以犧牲國人未來的社會保障力度為代價？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建議，在研究降低社會保險費為企業減負解困的同時，要用公共財政尤其是用國有資產劃撥和國有企業分紅支持社保，減少“三公”經費等政府非必要開支部分補貼社保基金。

　　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這一“老大難”，還有什么管用的新招？黃群慧建議，在加速打破銀行等金融部門壟斷的同時，要進一步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比如深化股市、債券市場的改革，讓符合要求的企業更容易通過發債、上市融資。今年即將施行的注冊制改革就是一大突破。”

　　降電價、降物流成本這兩拳，目前已經出招。從2016年1月1日起，我國一般工商業銷售電價全國平均降低每千瓦時約3分錢。一些地方政府通過回購將部分高速公路免費提上了日程。“降低電力價格、減少物流成本具有極大的正外部性，短期看個別市場主體收入少了，但長期來看對總體企業發展、全社會經濟活力的增強有較大促進作用，要有長遠和全局眼光。”王繼承說。

　　“降成本具體措施能落地多少，企業負擔就能減輕多少。”李錦認為，要切實轉變理念，加快建設服務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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