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這么說呢？一方面，供給側改革不是現有政策的“大籮筐”，其本身需要理念、制度與政策的創新突破，畢竟改革本身就是創新；另一方面，供給側改革最終目的是通過促進創新創業來實現轉型發展，保障經濟中高速增長。從理論上看，長周期的經濟下行期也是創新的窗口期。事實上，工業革命以來，差不多每50年一輪的周期，都會有一次需求側與供給側的經濟理論之爭。特別是，凱恩斯主義單一需求側調控失靈后，熊彼特創新經濟理論，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全球經濟過去近40年的發展規律。所以說，供給側改革需從“創新”角度落地。

　　當前，供給側改革在推進過程中面臨著老供給過剩與新供給不足并存的局面。新舊動力轉換，“破”與“立”就需要協調與銜接。值得注意的是，創新不完全是“創造性毀滅”。需要看到，老供給的退出需要一定的時間與空間，社會主義的優勢就是要避免資本主義國家大范圍周期性經濟危機，同時讓過剩產能、僵尸企業按市場規則有序劣汰，為新供給留出創新空間。

　　與此同時，創新不一定意味著推倒重來，而是根據需求提供結構變量；創新也不一定非要很尖端的東西，改善供給側、提供新需求就是創新；創新就在我們的身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主要就是從新供給角度去滿足創新需求。譬如，舊房不一定要拆舊建新才是最好的，優化空間結構，提升功能后同樣可以滿足需求。家里幾口人住在一起，花錢請人把房子改造一新。空間沒有改變，當事人卻可以覺得居住環境一下子提升很多。這種變化就是新供給，即針對需求在既定空間內做創新。 可以說，沒有舊的產業，只有舊的產品，去產能與產品升級是一個問題的兩面。

　　再例如，我們需要加大旅游業的供給側改革，吸引出境旅游消費回流。這時創新就必須同回流的消費需求相結合。

　　此外，創新要往前走，必須看到創新的前沿在什么地方，必須創造營商環境，改革行政管理體制，降低企業進入門檻。 以創新促進供給側改革，既包括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制度創新，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激發創新創業活力；也包括在新一輪技術與產業創新長周期期間發展創新經濟，形成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的新供給；還包括通過創新宏觀調控政策方式，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新需求，形成生產、消費與就業的新供給結構，真正實現新舊動力之轉換。

　　其實，如今上海、北京等地的全球創新中心建設，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這不是簡單地以行政指令方式壓低成本，而是通過制度、技術、政策等不同層面創新，形成系統集成，為創新經濟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可以預見的是，創新與供給側改革的結合，將形成“以創新深化改革，以改革促進創新”的正反饋激勵。未來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功實現經濟轉型等目標，也注定將在創新驅動的過程中得以實現。

　　（作者為上海市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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