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投資與國有投資出現分叉。2012-2015年民間投資增速顯著高于全社會投資，但2015年6月份開始，民間投資與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連續7個月基本保持一致，進入2016年之后民間投資速度明顯落后。2016年民間投資占比僅61.2%，比上年降低3個百分點。尤其是與國有投資18.7%的增速相比，分叉更加明顯。這表明國有部門擴張速度顯著高于私有部門，民間、國有增速分叉格局初顯。

　　民間投資下滑將影響長期增長和創新能力。短期看，維持國有經濟投資較快的增長，可以使得固定資產投資保持穩定，托底經濟增長。但從中長期看，民間投資趨緩，對中國經濟帶來考驗。一方面，民間投資占比六成以上，增速下滑將直接拖累宏觀經濟的長期增長。另一方面，一般而言，民間投資的生產效率相對較高，民間投資下滑將直接影響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新動能的培育。

　　當前，國企重組或股份出讓經常是由央企、地方國資、社保基金等接手，民間資本的參與熱情不高。以石油行業為例，2015年10月國土部向社會公開招標4個新疆油氣勘查區塊，其中1個區塊流標，另外3個區塊皆被北京國資所屬企業以最高投入資金中標。民間資本參與混改積極性不足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點。

　　一是行業層面的市場準入未充分放開，民資進入難。目前混改主要在企業層面，集中在公司制改革，行業市場競爭不一定得到提高。在企業股權當中增加非國有比重來降低市場勢力，通過所有權結構改善市場結構的做法，還需要進一步推敲和研究。當前，民資在市場準入、資源配置和政府服務等方面仍難以享受與國資同等待遇，行業層面的多種所有制改革和發展勢在必行。

　　二是企業層面的混改，對民企讓利依然較少。民資參與的獲利預期較低，沒有充分做到“激勵相容”。資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民間資本積極性較低的原因是對收益的顧慮：一方面，限于宏觀經濟不景氣、國企利潤下滑和股市低位震蕩的大形勢，民資參與混改的預期收益不高。更重要的是，一些國企出讓股權的收益能力不強，民資沒有好項目去投資。例如，中石油近兩年陸續轉讓遼河、克拉瑪依等多個油田的部分股權，但這些油田大多是邊緣的、虧損的。

　　三是民間資本未能嵌入國企治理結構，制度話語權低。當前混改大都只是出讓部分國企股權，基本沒有讓民資深入到公司治理結構中。對于大型國企，民間資本的進入數量和比例目前還較低。同時，民間資本大多沒有進入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民資在國企中獲得的實質性權力較小，對于長期產權和收益心存顧慮。

　　對此，筆者認為，應借力混改推動民間投資，首先，結合分類改革，讓民資在不同層次上進入國資壟斷行業，盡可能地開放競爭性業務。同時，不依據國企的財務狀況而是競爭性來分類，即不是讓盈利差的或者資金短缺的國企，而是讓市場競爭性強的國企優先進行混改。混改要與分類改革協同推進，依據競爭性不同民資進入程度也不同。筆者認為合理的改革方案可以是：一是競爭性的商業類國企，應該在行業層面完全放開市場，讓各類資本自由進入退出；二是自然壟斷性的商業類國企，應該區分上下游產業鏈條，能夠放開的盡量放開，不能放開的則在企業層面進行混改；三是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商業類國企，應該僅在企業層面推行混改，并保持國企控股地位。四是公益類國有企業，應該采取國有獨資形式，具備條件的也可以推行混改，還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特許經營、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勵非國有企業積極參與。

第二，在企業外部競爭上，強化行業公平競爭。國企改革不及預期，不能全部歸因于管理不夠嚴格，也要認識到目前市場競爭機制的不足。為此，需要做好以下幾點工作：一是市場開放與混改不是替代而是互補關系。要加大國企壟斷行業市場開放的范圍和深度，要觸及民企的實際利益點。國企投資重在“補短板”，減少對民資的擠出效應；二是如果涉及行業特性不能讓民企進入，也要研究和試點讓民企進入該行業的部分競爭性環節，并通過分拆和交叉持股等方式鼓勵國企間的競爭；三是推進公平競爭審查制度，降低市場準入的制度成本。在資源使用權及支付價格、信貸利息、土地租金等方面加強市場化改革，促進國企和民企的公平競爭。此外，在混改的央企試點以及地方試點中，突出公平競爭的內涵，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

　　第三，企業內部治理上，保障民資話語權。當前一些國企的混改只是轉讓股權，進入的民間資本沒有話語權，只有投資收益權，也即并沒有把民資真正嵌入公司治理結構。因此，筆者建議強化雙方契約意識和履行現代企業制度：一是以建立規范有效的董事會為重點進行公司制改革，規范法人治理結構，允許民資派代表進入董事會；二是加強和改進外派監事會制度，加強民資出資人對關鍵業務、重點領域和重要事項的知情權和監督權；三是對國企高管分層管理，任命和選聘相結合，實行職業經理人改革，允許民資代表當選總經理或副總經理。只有增強民資積極性和話語權，才能撬動更多民資，改善國企治理結構、產業結構和經濟轉型升級。

　　第四，在政府管理體制上，規范股東在公司治理中的權力。加快轉變國資監管方式，盡快實現從以管企業為主向管資本為主轉變。成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對出資企業以管資本的方式行使出資人權利，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與其他民間資本一樣均等地行使股東權利。而且，根據中央匯金、信達、國開投等企業在“管資本”方面的經驗，政府不能直接干預企業，只能通過國資投資運營公司在其所投資企業行使股東權利。同時，當前國資委的職能應進行調整，既要剝離與出資人無關的行政職責，又要提高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專業化水平。一方面，將安全生產、信訪、節能減排等公共管理職能交還給相應的政府監管部門；另一方面，將經理層選聘等職權交還公司董事會，同時提升依照《公司法》規定的股東會職權參與治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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