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表示，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已經提出20年，成效不大的原因是“體制性障礙”，實現轉型的關鍵，在于能否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消除體制性障礙。

　　政府和市場如何改革

　　他強調，2005年在制定“十一五”時已經認識到，過去成效不大的原因，是存在與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相聯系的“體制性障礙”。

　　現在的供給側改革要達到的目的，一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二是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吳敬璉稱，市場的兩項基本作用，首先是有效地配置和再配置資源，實現帕累托改進。今年要實現的五大任務中，去產能、去庫存、刺短板都是典型的資源再配置工作，主要要靠市場機制實現。

　　第二，要建立正向的激勵機制，實現獎優罰劣和優勝劣汰，目前官員“懶政”和企業家缺乏積極性，根源在于激勵機制存在問題。

　　對于如何發揮政府的作用，吳敬璉表示，第一，政府不應該直接用行政手段“調結構”，而是推動改革，建立能激勵創新和創業的體制；第二，政府在利益結構大調整中用社會政策“托底”；第三，一個亟需研究解決的問題，就是政府怎樣有效地支持創新和創業。

　　依靠創新提高效率

　　吳敬璉介紹，他理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提高供給質量＋結構性改革。2016中央經濟會議強調的是提高供給質量而非擴大供給數量，其實質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資源和投資驅動轉變為創新和效率驅動，而信息化應當是其中的主力。

　　吳敬璉表示，結構性改革是一個過去歐洲人常用，而在中國比較生僻的用語。據structural reform 的倡導者《經濟學人》的解釋，意指體制改革，特別是政府職能，政府怎樣推動經濟發展的改革，我們也可以作此理解。

　　他介紹，2009年以來最流行的消費、投資、凈出口“三駕馬車”分析法，由此得出的對策：靠增加投資提升增長速度。從理論上說，誤用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 Y = C + I +（ Ex- Im）+ （G-T ），來分析中國的長期發展問題。從實踐上看，投資收效遞減和杠桿率不斷推高，都使我們不能繼續把增加投資作為保增長的主要手段，直接結果是到到一定階段，我們的增投資的收效遞減，杠桿率（債務對GDP比率）加速提高。

　　許多經濟學家都曾指出，應當從供給側因素的分析尋找問題和提出對策：   Y = A · Kβ · L1-β，這一分析框架對于中國過去的高速增長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強的解釋力。

　　所以我們得出結論，只能依靠經濟增長的動力從增加投資轉向增加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 A，即提高供給的效率(TFP)，對索洛余值A的內容，Solow、Kuznets和Schultz有不同界定，總之是依靠創新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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