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弗利德曼把經濟全球化描述為“圍繞各種網絡建立的體系”。作為構成這個體系的重要網絡之一，全球供應鏈近年來受到至少兩件事沖擊：一是美國推行對中國的科技“脫鉤”;二是當前這場新冠疫情造成全球供應鏈暫時脫節，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資本市場劇烈動蕩。

　　一戰結束后，西方大規模工業生產和全球貿易的到來啟動了第一輪資本主義全球化。幾十年來，在全球化和隨之形成的全球供應鏈中，歷史原因以及自然稟賦、經濟體量、人口規模的不同使各經濟體境遇大相徑庭。一些國家憑借自然資源、核心科技、體系壟斷、市場規模等優勢，變成全球供應鏈等各類網絡中至關重要的“節點”。

　　從當前的現實情況看，相關國家就新冠疫情采取的短中期防控措施，確實部分限制了生產要素、包括產品和人員的流動，這凸顯出在“灰犀牛”“黑天鵝”來襲時，全球供應鏈及其一些重要“節點”的脆弱性。目前國際輿論討論的熱點之一，就是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位置，即所謂“中國因素”的供應鏈風險。雖然各方對全球供應鏈暫時遭受沖擊已有一定的思想準備和承受能力，但對更長時期內能否經受考驗仍有憂慮。

　　據統計，在《財富》1000強企業中，163家企業在中國有直接業務關系的一級供貨商，而938家企業使用中國第二級供應商為第一級供貨。上海美國商會對長三角109家美國制造業企業做了調查，結果顯示1/3的企業認為，如果工廠無法及時恢復生產，它們有可能把業務遷出中國。

　　實際上，自美國執意對中國輸美產品加征關稅、推行對華科技“脫鉤”以來，一些與中美經濟關系密切的國家就已開始擔憂全球供應鏈將會受到的沖擊。新冠疫情這個“灰犀牛”來襲進一步暴露出，全球化框架中有利于產品和服務全球供應的“相互依賴”，在危機來臨時很可能變為參與方的“鎖鏈”，它們會因對“節點”的長期依賴而不知所措，導致企業無法正常運轉。加上資本市場的動蕩，相關經濟體的經濟金融風險陡然上升。

　　這些現象不得不使一些國家重新思考全球化和全球供應鏈重組等深層次問題。為保世界經濟安全，如何鞏固和調校全球供應鏈，使之適應公共衛生新的非傳統安全挑戰？調校/重組供應鏈需要考慮建立平行或自成體系的供應鏈嗎？也就是上下游需要配備替代方案嗎？這也是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龍頭需要研究考慮的大問題。

　　新冠疫情暴發以來，中國迅速啟動從國家到基層的公共衛生應急反應，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同時，政府及時出臺各項財政和貨幣政策支持有序復工復產，保障供應鏈、產業鏈暢通。早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中國就與其他主要經濟體“同舟共濟”阻擊金融海嘯和經濟衰退，其間展現了中國治理體系的獨特優勢。這次面對新冠疫情，中國再次展示了中國特色治理體系“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強大能力，為其他國家抗疫提供了有益經驗。

　　而美國政府把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一直尋求對中國的“脫鉤”特別是進行科技封鎖。新冠疫情暴發后，美國一些人又迫不及待地利用全球供應鏈遭受的短暫沖擊，鼓噪國際經濟格局和供應鏈重構，將此作為對華“脫鉤”的新依據。美國一些官員甚至鼓動美國制造業企業離開中國回歸美國，以供應鏈面臨臨時斷供為由繼續推進“脫鉤”戰略，敦促美國等西方企業“尋找替代供應商”。

　　這實際已脫離通常意義的經濟全球化范疇，在全球供應鏈中摻雜了霸權國家對新興大國進行打壓、遏制的地緣政治考量。雖然美國尋求對華“脫鉤”在真正全球化的框架內難以完全實現，但若任其以地緣政治來“毒害”全球化和全球供應鏈，全球化就會被扭曲，全球供應鏈也會脫離正常軌道。

　　同時還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又有美國專家學者鼓噪所謂的“資本主義沖突論”，把以中國為代表的“國家宏觀調控+市場經濟”模式定性為“國家資本主義”，而把美國為代表的制度定為“自由精英資本主義”;強調資本主義已經“統治世界”，抹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政治制度的獨特優勢。這種說法等于承認冷戰結束之初那套世界政治制度競爭的“歷史終結論”依然站得住腳。但這顯然與歷史發展潮流和現實背道而馳。

　　現實已經反復證明，應對新冠疫情這樣的非傳統安全挑戰需要世界各國齊心協力，這是對全球治理體系、各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重大考驗。但同時，在美西方一些人的蓄意鼓噪下，圍繞全球供應鏈以及中國在其中作用的討論不會停止。我們當拭目以待，同時也需未雨綢繆，對供應鏈重組的可能性及其方案做出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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