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標準石油在當時是一個人們前所未聞的巨型公司。這個公司并沒有什么政治上的特權或者獨家經營權，就像之前荷蘭或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那樣。它的確跟一些腐敗的政治家有聯系，但是這在當時的美國其實司空見慣。

洛克菲勒能夠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富有的人，標準石油公司能夠成為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公司之一，不是因為他享有什么獨家經營權，是因為他在技術的不確定性中押對了寶，他在所有人意識到石油是工業革命最為基礎的產品之前，就意識到了這一點，然后在這個領域不斷投入；是因為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的邏輯中本身就有的大者越大強者恒強邏輯；還因為洛克菲勒做了一個重要的組織上的創新。

這個創新被稱為托拉斯，已經成為壟斷的代名詞。其實通俗而言，就是洛克菲勒通過控股公司的形式，不斷兼并整合，把分布在美國不同州的石油公司合并起來，形成了一個巨無霸公司。據說洛克菲勒曾經很憤怒地說過一句話：“你們稱之為壟斷，我稱之為創新。”無論這句話是否真的是洛克菲勒說的，它的確有幾分道理。

不過，今天的大型科技平臺公司的競爭力之強，讓曾經的標準石油公司、紐約中央鐵路、卡內基鋼鐵公司、福特汽車公司都會相形見絀。

為什么會這樣呢？原因在于，除了傳統的規模效應大者越大之外，新的平臺型公司還長出了另外兩個能力：一個能力叫網絡效應，另一個能力叫數據智能。

網絡效應遠比規模效應要強大。最強大的工業公司也不可能做到一統天下。以工業時代最強大的汽車工業為例，規模效應發揮到極致，也仍然有數家汽車公司在市場上并存和競爭，比如美國的通用、福特、克萊斯勒；德國的寶馬、奔馳、大眾；日本的豐田、本田、日產等等。而網絡效應的可怕之處在于，它真的能夠在市場上形成一家獨大的格局，比如電腦操作系統的微軟、搜索引擎的谷歌和百度、社交網絡的臉書和微信。

網絡效應的存在，讓市場上的頭部玩家可以占有70%甚至90%的份額，而其他可能僅僅是因為運氣不好或者時機不好的競爭者，只能分享剩余的10%到30%的市場份額。

當然，今天不是所有的大型科技平臺都享有純粹意義上的網絡效應。最典型的就是電子商務公司，亞馬遜并沒有像臉書那樣的網絡效應，淘寶也不如微信那樣幾乎可以做到免于競爭，但是，它們的股價和市值也都越來越高。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有強大的數據智能能力。越多的商家在亞馬遜和淘寶上開店賣貨，越多的消費者到亞馬遜和淘寶上買東西，讓這兩個平臺享有了規模效應，還得到了商家的經營數據和用戶的購買數據。

先進的算法技術加上越來越多的購物數據和經營數據，自然讓平臺越來越了解消費者的購物習慣，以及商家的經營狀況。這是為什么亞馬遜和淘寶能夠越來越了解你，總能推薦你想買的商品給你的原因，也是淘寶的關聯公司螞蟻為什么能不需要任何抵押物，也不需要派人做信用調查，就可以給商家發放貸款的原因。

關于大的科技平臺為什么越來越強大，股價和市值越來越高，有很多的理由，但是，網絡效應和數據智能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因為有網絡效應和數據智能的加持，其他公司根本不可能是它們的對手。網絡效應讓一個平臺對它的用戶擁有極大黏性，數據智能讓一個平臺的學習能力遠超過其他物種。網絡效應意味著如果你想停止使用臉書和微信，那就意味著你跟朋友和同事的溝通成本急劇上升，意味著你可能被隔絕在社交關系之外；數據智能意味著，一個傳統的商店想要跟亞馬遜和淘寶競爭，就像一個圍棋選手意圖挑戰AlphaGo。

治理巨頭或如何與巨頭共處

我在文章的開頭提出了一系列跟這些巨頭相關的問題：如何處理巨頭公司的外部性問題、數據的所有權和個人的隱私權問題、巨頭是否會壓制創新問題，以及跟巨頭相伴出現的財富集中度問題。這些問題歸根結底都是一個問題：我們，絕大多數的普通人類，如何與巨頭共處。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覺得有必要先破除一些對于巨頭的常見誤解。

誤解之一：巨頭享有的市場地位，要歸咎于特權。

在最近針對螞蟻集團的批評中，就有一種聲音指出，螞蟻集團獲益于權勢集團。其實看了前面的文字，你就會知道，今天像螞蟻這樣的平臺公司，由于它的數據智能能力，傳統的金融巨頭在它面前并不是對手，它完全沒有必要去借助于數據智能和網絡效應之外的力量。即使大的科技平臺真有必要去進行政治游說，那也是為了克服非競爭因素的其他障礙。這可以解釋為什么在美國，谷歌成了在華盛頓最積極和投入最大的游說公司之一。

誤解之二：巨頭能夠聚斂起巨大的財富，是因為他們對普通人進行了剝削。

事實上，巨大的財富之所以出現，絕對不是因為對財富進行了重新排列組合。這種排列組合的生命力是非常脆弱的。巨富產生的邏輯，其實是整個社會創造出了海量的財富，在其中，有一些人分享到的財富比其他人更多。從這個意義上講，財富并不是在集中，而是有些人、有些公司在財富的增量中，分享到了更多而已。

現在回到這個問題：如何處理巨型公司和巨富的外部性問題？或者說，如何跟巨頭和巨富共處？請注意，這里說的是“共處”。巨型公司本身不僅是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產物，在巨型公司之所以形成的正向反饋循環中，它們也在推動著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

從歷史上來看，嘗試“馴服”巨型公司，存在兩條路徑：公眾輿論的壓力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

先來看第一條路徑，也就是公眾輿論的壓力。對于洛克菲勒那一代的巨頭，或者用更貶義的稱謂“強盜大亨”，其實最開始的壓力正來自于公眾輿論。出版業巨頭麥克盧爾，以及更加知名的報業大亨，比如普利策和赫斯特，是那一代巨頭的同時代人。其中像普利策與赫斯特還因為出版報紙，并且革新了報紙的商業模式而賺到大錢——這種商業模式的革新簡單而言就是降低售價擴大讀者群，然后通過廣告賺錢。

對于他們而言，沒有什么比報道新興的巨富們更能獲得讀者注意的了。這些報道中有對巨富們奢華生活和流言蜚語的報道，而更有殺傷力的則是對巨富們的丑聞和黑幕的報道。其中最有名的系列報道，是調查記者艾達·塔貝爾對洛克菲勒和標準石油公司的報道。

塔貝爾的父親以前是一名小的煉油商，在標準石油公司崛起的過程中破產。塔貝爾的報道中，有些細節后來已經證明是不真實的，但是在當時卻掀起了公眾對洛克菲勒的怒火。她的報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主導著大眾對洛克菲勒的刻板印象。塔貝爾把洛克菲勒的形象，從一名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和美國英雄，變成了一個欺壓中小企業主的強盜大亨和殘酷競爭者。

找不到任何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如果沒有公眾輿論的反彈，洛克菲勒后來向慈善事業的轉型是否會如此徹底。但是毫無疑問，在洛克菲勒的下半生，他變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慈善家之一。他和另一位同時代的巨富卡內基，甚至在慈善領域展開了一場競賽。北京的協和醫院，當年就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捐助的。當時，洛克菲勒基金會希望在中國建立起一所世界領先的醫院和醫學機構。

第二條路徑是政府治理水平的進步。政府作為人類最重要的組織發明，它的目的正是為了保證人類社會能夠有條不紊地進步，并且在進步的同時，還能盡量做到公平，照顧好公眾的利益，而不僅僅是個別人的利益。

在洛克菲勒和卡內基那一代巨富和巨型公司崛起的時候，對應的美國政府的治理水平其實并沒有跟上。當時的政府可以說是今天市場派經濟學家理想里的小政府，也就是說，政府基本上什么都不管。

1907年，當美國經濟面對著系統性危機的時候，是皮爾龐特·摩根出手，拯救了美國的金融系統，使其免于崩潰。在那之后，監管的治理水平才開始提升，并且在摩根財團成員的參與下，創辦了新的監管機構美聯儲。

絕大多數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制度，比如最低工資標準、失業保險制度、食品衛生制度等等，全部都是在巨型公司出現之后，政府治理和監管水平不斷提升的結果。當然，其中最著名的用來對付這些新型巨頭公司的是反壟斷法。從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到比爾·蓋茨的微軟，都曾經接受過反壟斷調查。其中標準石油在當年被要求分拆，而微軟則幸免于難。不過，無論是被分拆的標準石油，還是保持了完整的微軟，在接受過反壟斷調查之后，都變得更加強大了。

今天圍繞著壟斷和反壟斷仍然有很多爭議。但是，反壟斷確實是對于巨頭的一個有力威脅，讓它們不敢過于肆無忌憚地去打擊市場上的競爭對手。比如就有一種觀點認為，雖然微軟最終幸免于被拆分，但是反壟斷的威懾確實讓微軟轉移了注意力，讓之后的互聯網公司可以在免受微軟威脅的情況下發展。

在我們的時代

時至今日，我們又開始面對如何與巨型公司共處的問題。也許這個問題并沒有最終的正確答案，但是我想，以下這些論斷或許可以成為討論這個問題的基礎：

第一，這些新型的巨頭，這些科技平臺公司，它們不僅僅是受益于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它們本身就是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一部分，它們也在推動著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它們之所以看上去大者越大，是因為它們本身具有的能力，而非特權。從這一點看，我們沒有必要過于仇視這些巨頭。

第二，治理機構和監管機構在面對這些新型的平臺公司時，需要一個可能還比較長的學習曲線。區別在于，今天的治理和監管已經不同于最初面對標準石油和摩根財團時的治理和監管。今天的治理和監管完全有能力給這些新型的巨頭帶來破壞性的傷害。這未必是好事。這也是為什么治理機構和監管機構如此小心翼翼的原因。

第三，新型科技平臺公司的外部性影響中，很多都跟個人有關。在今天，個人無可避免地要同這些平臺公司打交道。這些平臺公司也的確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和好處給到個人。比如我們可以更方便地跟朋友保持聯系，也可以買到更加便宜的產品，享受到更便利的服務。

但是，在不斷給出自己的數據、享受到這些便利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時刻提醒自己，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平臺公司和監管機構身上。如果我們被假新聞和假的社交網絡內容欺騙，其中有我們的責任；如果我們沉浸在買買買或短視頻中不可自拔，其中有我們的責任；如果我們過度借貸消費，讓自己陷入到一場財務危機中，其中有我們的責任。如果我們不想被愚弄，那我們就要承擔起成年人該有的責任，而不是兩手一攤，把所有責任都推給監管，把所有罪狀都加給平臺。

第四，平臺和平臺的締造者需要意識到，平臺不受約束的發展，必然會遇到來自監管和大眾的反彈。而緩解這種反彈最好的方式，其實就是自己主動地把更大的社會的維度納入到平臺發展的考量中，而不僅僅從商業的角度來思考。直白點說就是，平臺需要承擔更多的在商業之外的責任。

總之，巨型公司的出現，可以說是技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它們本身就是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一部分，并且也在推動著技術和經濟的發展。今天的平臺型公司格外強大，是因為除了傳統的規模效應之外，它們還具備了網絡效應和數據智能的能力。

在歷史上，人類“馴服”巨型公司，依靠的無非是公眾輿論的壓力和政府治理水平的進步，但是在今天，由于政府和監管機構已經很強大，所以要格外謹慎，以免扼殺了平臺公司能帶來的增長和創新。與此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個體也要意識到，自己不能單純地只是把責任推給公司和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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