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多次提到自立自強、自主創新，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必須更強調自主創新”。當前，世界經濟正迎來以數字技術、生物技術和新能源為代表的技術革命浪潮，其中，數字經濟是重要基礎，也是新一輪國際競爭的重點領域。推動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必須破除其中存在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努力實現數字技術領域自立自強。

一

數字經濟的發展以深度融合為方向。所謂深度融合，意即數字技術不僅要發揮強大的替代效應，也要發揮廣泛的滲透效應；數字技術不僅要在生活性服務業，而且要在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中發揮催生新業態、提高生產率的作用。也就是說，只有將數字經濟作為一個系統而非少數行業進行整體推進，才能實現國民經濟在技術基礎和生產方式上的全面數字化轉型，這對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從現實發展看，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已具備較好的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并取得顯著成就，數字經濟規模連續數年位居世界第二。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9．2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8．6％，同比名義增長9．7％，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約6．7個百分點。其中，數字產業化占數字經濟比重為19．1％，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比重達80．9％。2002年至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由10．0％提升至38．6％，數字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龐大的互聯網用戶和完整的產業體系，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海量的數據規模和豐富的應用場景，這是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潛在優勢。

但同世界數字經濟大國、強國相比時，我國的數字經濟在蓬勃發展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基礎層弱、應用層強、生活性服務業強、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弱的結構性失衡問題，數字經濟總體來看大而不強、快而不優。首先，從技術分布看，重應用、輕基礎的特征明顯。以人工智能為例，科技部發布的《中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20》指出，當前人工智能在技術層呈現中美雙寡頭競爭格局，中國在圖像、語音識別等應用層的專利領先，但在AI基礎技術及工具的研發方面仍然相對落后，AI基礎技術的核心力量掌握在美國手中。其次，從產業分布看，2020年，中國服務業、工業、農業的數字經濟占行業增加值比重分別為40．7％、21．0％和8．9％，工業和農業數字經濟占比明顯低于服務業。中國數字經濟巨頭的主營業務主要集中于生活服務業，即消費互聯網。相比之下，北美15大互聯網公司中，消費互聯網和產業互聯網的企業數量基本相當，呈現出齊頭并進的發展態勢。總體上，我國數字經濟在制造領域，無論是芯片、存儲器等數字產業化部門，還是先進數字制造技術在制造業中的使用，如協同機器人、工業互聯網等，都與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距。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之所以出現應用強、生活服務業旺，但基礎差、制造和生產性服務業弱的結構性問題，是多種因素綜合導致的結果：

首先，從技術層面看，進入互聯網時代以來，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傳統服務業必須“同時同地”“面對面”的要求，因而更易于影響服務業的產業特征和組織形態。服務業在應用數字技術的過程中，重在用其獲取、分析市場交易對象的信息，我國龐大的服務市場規模和多樣化的應用場景，形成了拉動這類需求的重要力量，也因此加快了服務業的數字化轉型速度。相較之下，制造業生產流程和分工網絡更為復雜，產品的異質性程度更高，更需要解決的是“物”在生產過程中的信息，而此類數據的協調難度更大，格式標準、傳輸協議更為復雜，需要更為長期的工業化和信息化進程積累工業能力和產業基礎，因此在制造和生產性服務業領域，產業數字化的程度相對低，發展的速度也更慢。

其次，從經濟因素看，數字經濟在我國生活服務業領域的爆炸式增長主要得益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一是我國數字基礎設施的普及化，國家統計局的公報顯示，2020年年末，中國手機上網人數達9．86億人，全年移動互聯網用戶接入流量1656億GB，比上年增長35．7％。2015年以來，僅中國聯通的移動網絡流量平均資費降幅就已超過95％，低廉、高速而廣泛的信息連接為生活性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二是隨著我國人均GDP不斷增長，居民消費升級速度加快，數字化的生活性服務業因其便捷和多樣化，日漸成為“美好生活需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是較高的居民密集度，使數字化生活性服務業的發展易于實現規模經濟。上述因素，使得我國生活服務業領域的數字化進程大大快于制造和生產性服務業領域的數字化進程。

二

數字經濟的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在全球關于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制高點的競爭過程中，與基礎、制造相關的技術、設備、知識產權和標準體系將日趨重要，甚至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首先，應用場景的多樣化和規模化，可以為催生多樣的應用技術提供強大的需求拉力，從而引致創新，但在全球分工網絡中，基礎層的知識產權仍具有控制甚至收獲更高附加值的能力，脫離了基礎技術，應用技術不僅走不遠，而且走不穩。其次，便捷、快速、多樣化的消費互聯網產業，不僅建立在數據、算法和軟件基礎上，也建立在存儲、芯片、傳感等硬件基礎上。互聯網四大定律中，就有兩大定律旨在揭示和強調軟件和硬件的“互激式增長”關系。比如，安迪比爾定律指出，基于IT硬件產品上的應用功能越來越強大，同時對硬件性能要求也會越來越高；吉爾德定律指出，主干網的帶寬每6個月增長一倍，12個月增長兩倍，其增長速度是摩爾定律預測的CPU增長速度的3倍，這體現了數據體量和數據基礎設施之間的互激式增長。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傳統的摩爾定律正在向著黃氏定律轉化，即針對專門任務進行計算的專業芯片推動AI性能實現逐年翻倍，如谷歌的人工智能TPU、英偉達的圖形處理器等，這些底層核心部件的發展正在成為決定人工智能發展的關鍵因素。

當前，發達國家圍繞新一代數字技術高點的競爭日趨白熱化，不僅體現在算法、軟件設計等領域，而且體現在芯片、光刻機、存儲設備等關鍵設備領域。以美國為代表的世界經濟強國不僅在相關領域加大研發支持，而且在關鍵技術領域和產品上進行卡、壓、打，謀求價值鏈和產業鏈的霸權控制，主導全球數字經濟生態的意圖十分明確。我國無論在芯片、光刻機等硬件制造領域，還是在EDA等設計軟件領域，都存在明顯的短、弱瓶頸和缺、斷的風險。如果在這類數字經濟的關鍵、基礎領域，我國不能在國際競爭中有所突破，那么，具有較強系統特性的數字經濟發展也難以持久繁榮，海量的數據體量和應用場景就只能成為潛在優勢，而無法轉化為現實的競爭優勢。如果我國的數字產業化不能實現自主和安全發展，產業數字化——包括生活性服務業領域的數字產業——在保護主義抬頭、單邊主義盛行的逆全球化時代也難以持續健康發展。

應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面臨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從長期來看，需要政府、企業與研究機構等各方面的集體關注和共同努力才能克服和解決，制造業和服務業、軟件和硬件、消費互聯網和產業互聯網必須齊頭并進、協同發展，才能在未來人工智能、物聯網的大時代里取得差異化的獨有競爭優勢。從短期來看，應特別重視消費互聯網巨頭的作用，長期以來，作為互聯網用戶流量的頭部明星，我國的消費互聯網巨頭規模增長迅速，他們作為最大的一線用戶，深知硬件需求的具體特征和發展趨勢，應當也可以作為更具長遠需求、更具全局觀的需求方參與到硬件制造和基礎研發的攻堅創新中來，共同謀求數字技術領域自立自強。

 （楊虎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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