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特別是自上世紀90年代初中印兩國幾乎同時開啟新一輪波瀾壯闊的改革進程以來，印度在經濟發展方面一直有著對標中國的濃厚“中國情結”。近兩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印度外貿頻受“兩頭斷”窘境（指依賴中國的產業鏈“斷供”以及依賴歐美的出口市場嚴重萎縮）的反復打擊下，以及在中印邊境沖突與軍事對峙的持續刺激下，新德里的“中國情結”加速具象為莫迪政府不斷推出的“對華產業替代”政策，并日益視之為印度實現“產業強國”的重要捷徑。

今春以來，隨著俄烏沖突進一步撕裂日漸脆弱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科技鏈，以及中國多地疫情反彈對既有產業生態的明顯擾動，莫迪政府更是加快了“替代中國”的產業化步伐。

什么是“對華產業替代”政策

莫迪政府“對華產業替代”政策第一次“面世”是在2020年3月。這個已實施兩年有余的政策至少由三大部分組成，即以生產掛鉤激勵計劃（PLI）為代表的產業政策、以全球范圍內尋求“中國替代品”及簽訂新雙邊自貿協定為代表的經貿政策、以融入美西方創新鏈和價值鏈為代表的新經濟政策。其中，生產掛鉤激勵計劃是重中之重。該計劃重在通過財政激勵手段，優先鼓勵印企以及外來資本在嚴重依賴“中國制造”的產業領域加強印度自主生產能力建設，特別是提升規模效應。

根據印度國家銀行今年2月發布的一份報告，2020-21財年里，在印度自中國進口的650億美元產品中，PLI計劃覆蓋了其中395億美元的產品。該報告預測，若印度通過PLI計劃減少20%的自中國進口，那么其GDP就可以增加近80億美元；若將依賴程度減少50%，這將意味200億美元的GDP增量，因為這部分進口商品都將由印度國產商品替代。

縱觀2021年全年，莫迪政府先后13次頒布PLI計劃，涉及汽車零部件與汽車、無人機、化學產品、電子設備、食品加工、醫療設備、金屬礦物等。對比中國2021年全年對印主要出口產品，兩者之間存在高度重合性。

除了生產掛鉤激勵計劃（PLI）之外，莫迪政府還多管齊下，加快“對華產業替代”的國際國內資源募集與能力動員。

其一，借助“印太戰略”框架，謀求新經濟領域對中國產業“脫鉤”。特別是在“四國機制”下成立關鍵和新興技術聯合工作組，加緊在生物、低碳、半導體、網絡、稀土等領域“構建彈性、多元、安全的供應鏈”，并推動生產掛鉤激勵計劃與之高度配合、協調，以推動印度本國制造業的大發展。

其二，通過商簽系列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深度參與全球供應鏈，降低對中國產品與中國技術和標準的依賴。2021年以來，莫迪政府先后與澳大利亞和阿聯酋簽署臨時自貿協定和經濟伙伴關系協議，還幾乎同時啟動或重啟了與加拿大、以色列、英國、俄羅斯、阿曼、歐盟、海合會、非洲南部關稅同盟等經濟體的貿易促進談判。此外，莫迪政府還正與拜登政府就美方即將推出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進行密切協調。

其三，抓住美西方對中國的安全焦慮，爭取發達經濟體對印更多戰略投入。近一個多月來，印大國外交動作頻頻，既有日英領導人及歐盟委員會主席登門拜會，也有莫迪總理親往法德及北歐國家展開首腦外交，還有美澳領導人與莫迪之間的線上互動。在這些峰會中，莫迪緊緊抓住美歐日澳等發達經濟體對俄羅斯與中國的安全焦慮和脫鉤心切，深度探討產業合作規劃，構建“對華產業替代”框架。

其四，利用邊界問題持續擾動負面民意，加速切割中印產業鏈。兩年來，莫迪政府堅持用邊界問題綁架中印關系，刻意維持邊境地區適度緊張，順勢不斷祭出“愛國”“安全”等旗號，推動對中國科技“脫鉤”、產業“切割”。兩年里，新德里封禁了200多款中國手機移動應用軟件，將中企剔除出5G測試名單，大幅降低中企參與印電力建設比重，以“合規”稽查為名對中企頻搞突襲式騷擾，有意惡化在印中企生存環境。

由此，莫迪“對華產業替代”政策可進一步簡化為“三個替代”，即以“印度制造”及“第三方制造”替代“中國制造”、以“印度資本”及“第三方資本”替代“中國資本”、以“美西方+印度”的產業合作模式替代“美西方+中國”的產業合作模式。有專家學者甚至將該政策進一步概括為ABC政策，即Anything But  China（除中國之外，啥都行）。

越推行，對中國依賴越增加

顯然，莫迪政府將盡可能替代“中國制造”、盡可能降低對中國產業依賴作為印度產業化、工業化的重要捷徑。也就是說，在莫迪政府看來，印度的崛起不是與中國的崛起相互成就的，而是取而代之的，特別是要對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版圖中所處位勢的取代。

那么，面對中國這樣的超大規模經濟體及其在全球制造業版圖中的核心位置，同時考慮到中國還是印最大貿易伙伴這一客觀現實，莫迪政府推行“對華產業替代”政策的底氣何在？

究其本質，還在于莫迪團隊認定，美西方特別是美方為牽制中國崛起步伐正在大力重構全球價值觀、供應鏈、價值鏈、科技鏈的謀劃與舉動，就是印度謀求趕超中國、產業強國的重大歷史機遇。時不“印”待，失難再來。新德里必須乘勢而為，主動迎合，全力借助美西方的幫扶，努力構建起以“美西方+印度”為雙核驅動的全球化新模式，以取代冷戰結束以來以“美西方+中國”為雙核驅動的全球化模式，或者至少也要趁著以數字經濟為內核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大潮到來之際盡快形成一個能與“美西方+中國”這一既有產業態相平行乃至抗衡的“美西方+印度”產業態。

兩年來，印度“對華產業替代”策略也確有所獲。其中，印度手機社交軟件、電子產品成為最大贏家。在重點替代的其他領域，如新能源汽車、電池、化學品和制藥領域，印度國產化率也有一定提升。然而，這種進展也僅如此，也只是相較而言。實踐表明，印度“對華產業替代”政策越是推行，對中國產業依賴反而越是在增加。中印雙邊貿易近年的大幅增長即是明證。

2021年全年，中印貿易總量達到1250億美元，同比增長41%。其中，印度從中國進口的8455種商品中，4591種商品的進口額出現增長。而且，按價值計算，排名前100的商品的進口總額達到410億美元，高于2020年的250億美元。可見，盡管印度近年不斷推進“對華產業替代”政策，但依賴中國進口的諸多中間產品大多無法從其他地方采購，而印度國內產能不足以應付日益增長的需求。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印產業鏈具有強大韌性，中印產業鏈之構建既非一日之功，故其解構更非一時所能。

實施前景難言樂觀

事實上，莫迪政府面臨的內外環境使其“對華產業替代”政策的實施前景實際上充滿了不確定性。

對內而言，一人一票的票選政治允不允許莫迪同時在諸多領域持久推進大刀闊斧式的改革呢？莫迪過去重大改革受挫的事實很可能有助于找到這個問題的真正答案。2015年8月和2021年11月，莫迪政府先后出于地方大邦選舉在即的政治壓力，不得不放棄曾一度雄心勃勃的征地改革和“三農”改革。這表明，莫迪政府的改革闖勁與雄心無論多大，都將最終服從于選舉政治的指揮棒。只要印度的票選政治不改，莫迪政府實施“對華產業替代”政策所面臨的路障就難以根除。

更重要的是，只要基于強大的產業配套成本優勢的“中國制造”能持續鞏固其價廉物美的競爭態勢，印度各級政府就不得不出于“政治正確”而進口大量中國產品，特別是關鍵中間品，因為這將有助于維持民生物資價格的相對穩定。畢竟，印度半數人口人均年收入也就約5000元人民幣，印普通選民對生活物資價格的波動極其敏感。物價穩，則票倉穩。因此，莫迪政府“對華產業替代”的折騰最終很可能敵不過票選政治的邏輯。

對外而言，美西方真的會因為政治體制相同就全力幫扶另一個14億人口規模的經濟體實現崛起嗎？一個實施西方民主政治的印度的崛起給美西方帶來的挑戰就真的“與中不同”嗎？從美國不分體制曾相繼重手打壓處于老二位置的日本、蘇聯、歐盟等可見，至少美國是絕不想培養自己霸權地位的另一個潛在“撼動者”。

別看美西方與印度當下的互動頗為熱絡，實質上，美西方的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國，而非助印崛起；幫扶印度只是美西方遏華制華的一種手段而已，絕非目的。而且，美對印拉攏存在著一個天花板，即以印度不具備中國那樣的“粉碎”美西方攫取全球化進程中的壟斷利潤的能力為上限。因此，莫迪政府期望在美西方幫扶下成就印度成為產業強國的戰略訴求實質是緣木求魚。

莫迪政府與其費心費力搞什么“對華產業替代”，不如早點思謀如何利用中印兩個龐大市場互為毗鄰的地緣經濟優勢、產業互補空間以及數字經濟發展潛能，緊緊抓住并利用當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勠力把兩國發展合作的蛋糕做大，把基于兩國資源稟賦的產業做強，一起應對美西方發達經濟體的長期盤剝與規鎖，重新奪回屬于中印兩大民族的歷史榮光。

文 | 胡仕勝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所所長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