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城鎮化的發展規律，逆城鎮化是繼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城市擴展的郊區化之后，城鎮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所謂逆城鎮化，并不是反城鎮化，而是城鎮化的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是由于城市的人口密集、交通擁擠、住房昂貴、環境污染等城市病，造成城市人口開始向遠郊、小城鎮和鄉村流動。逆城鎮化有三個規定性：一是鄉村人口外流出現了逆轉，但農耕者的人數可能繼續減少；二是鄉村居住人口的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絕大多數居民成為非農從業人員；三是鄉村生活復興，凋敝和衰落得以改變。

鄉村振興戰略的大背景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的快速發展，2020年，我國按常住人口計算，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4％，但我國現在依然是一個農民大國，農村的人口總量仍達5億多人。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只有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城鄉之間巨大的發展差距成為我國走向現代化最大的軟肋，這是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大背景。

另一個大的背景是我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發展的動力、發展的比較優勢、發展的約束條件和發展的國際環境都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在發展的約束條件方面，綠色發展成為一個硬約束，不可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鄉村振興也必須服務于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發展大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必須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黨的十九大作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部署，這是關系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全局性、歷史性任務，是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2020年年底，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全黨務必充分認識新發展階段做好“三農”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所以說，鄉村振興的難點有千條萬條，最大的難點還是讓農民普遍富裕起來，從根本上改變農民的生活。而要提高農民收入和改善農民生活，就要進一步減少農民，解決農村人地關系緊張的問題。2020年，農業從業人員還占就業總人口的23．6％，約1．8億勞動力。絕大多數農民的耕作面積和經營規模較小、收入較低，難以進入中等收入群體。如果在未來15年的發展中，23．6％的農業就業人口能夠在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再下降十個百分點，農民的生活和城鄉差距都會有很大改善。這是一種經濟增長放緩時期仍然可以實現的結構改進。

改革開放幾十年來，我國提高農民收入的有效路徑，除了促進農業現代化之外，在確保糧食安全的前提下，搞多種經營和高效農業，提高土地經營收益也是很重要的路徑。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農民工資性收入比例的提高，成為農民收入提高的關鍵性影響因素。但現在情況正在發生變化。2020年，我國農民工的總量幾十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現在還不清楚這是受疫情的影響，還是由于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帶來的轉折性變化。

走出城鄉分隔、一國兩策的困境

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工作過幾十年，我的老所長陸學藝教授是國內著名的“三農”問題專家，他做了一輩子的鄉村研究，他在晚年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農業發展的新思路：反彈琵琶和加快城市化進程》，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問題，就要跳出農村看農村，把鄉村發展與城市化聯系起來，走出城鄉分隔、一國兩策的困境。我覺得他是抓住了解決農村問題的要害。

中國現在有60多萬個行政村，200多萬個自然村。從上世紀80年代到現在，隨著我國的城鎮化發展和鄉村的集約建設，我國村落已經減少了25萬多個，每天都有幾十個村落在消失，這是一個發展的大趨勢。當然，學界特別是社會學界對一些地方違反農民意愿撤村并村的做法也提出了嚴厲批評，希望鄉村振興的道路，更能符合農民自身的利益，這是對的。但從長遠看，農民和村落的減少是我國發展的一個大趨勢。鄉村振興是要振興鄉村，但并不是一定要振興每一個村落。為了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活，鄉村也要節約化發展，節約農村供水、供電、供氣、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和提供公共服務的成本。環境的保護也要求通過搬遷移民實現農民生活的改善，所以不能一概而論。當然，鄉村振興和讓農民普遍富裕起來，從規模化農業經營、農業勞動者兼業和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有多種發展的路子。

我們曾嘗試過鄉村工業化，改革開放初期，鄉鎮企業的崛起，曾一度支撐我國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但農村完全的非農化、工業化這條路看來難以持續。我國正在推進農業經營的規模化，現在農村流轉的耕地已占全部耕地的1／3。在我國農村，戶均耕地只有歐洲農戶的1／80至1／60。與北美和南美國家就更不能比，而且很多耕地是處于丘陵地帶的小塊分散耕地，難以使用大型農業機械，所以也很難全都實行規模化經營，而在有限土地上的高勞動和資本投入，就會產生黃宗智所說的東亞小農的內卷化，即邊際收益的遞減，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遠低于工業和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務農的農民靠農耕難以達到中等收入水平。

所以，鄉村振興從產業發展來說，要根據自身條件量身定做，走產業融合的道路，關鍵還是要看農民收入的提高、農民生活的改善、農民長遠發展能力的增強和城鄉發展差距的縮小，但保證糧食安全和耕地的紅線不要碰，綠色發展的高壓線也不要碰。要把綠色發展與農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結合起來。

我想應該給鄉村振興確定幾條簡單和質樸的標準：一是農民的收入可以達到社會勞動者的平均收益，農民的生活能夠普遍地擺脫低收入者的狀況；二是農村的生活設施和生活條件與城鎮不再存在根本性的差異，甚至還有鄉村風情的優勢，愿意到農村居住的年輕人開始增多，出現逆城市化的趨勢，但農村居民中多數人不再是以農耕為生；三是農村的生態環境進一步的改善。鄉愁是我們對鄉村的美好記憶和懷念，但現在一些鄉村面臨著衰敗和凋敝的危險。

逆城鎮化已經顯現出某種未來發展的大潮

為了防止鄉村的凋敝，逆城鎮化應該成為我國鄉村振興的一種選擇，而且這方面已經顯現出某種未來發展的大潮。一是鄉村休閑旅游人數大量增加，勢頭很猛。在疫情之前，每年全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游客達到數十億人次，幾千億元的消費，這個大潮才剛剛開始。當然，目前受疫情影響很大。二是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昂，從城市到鄉村異地養老的現象越來越多，方興未艾。在全國各地氣候宜人、舒適安逸的鄉村和小城鎮越來越多的康養中心涌現，深受老年人喜愛。當然，由于傳統體制的束縛，異地養老還存在著很多發展的瓶頸問題。三是城里人到鄉村小城長期居住帶動了鄉村的重新繁榮。在我國的云南、貴州、四川、海南、廣西等地，鄉村中都出現了一些來自全國各地的人的聚居點。這些城里人的到來，使鄉村生活重新活躍起來。四是一些進城的農民工、中高等院校的畢業生、退役士兵以及科技人員等返鄉下鄉創業、就業推動了鄉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

盡管目前我國鄉村旅游、鄉村休閑、鄉村養老的發展如火如荼，但逆城鎮化目前在我國還沒有形成現實的普遍趨勢。

文 ｜ 李培林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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