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梁建章的新書《人口戰略:人口如何影響經濟與創新》出版。就在不久之前，中國人口迎來了歷史性拐點。人口總量經歷幾十年的增長之后，開始減少。第一人口大國的位置現在也已易主。據聯合國估算，印度人口今年4月超過了中國。本書作為梁建章多年觀察和思考的階段性總結，其出版可謂恰逢其時。

一

人口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廣為人知。在既定的資本存量和技術條件下，勞動者越多，經濟體的產出自然越多。這對當下有直接的啟示。老齡化社會有較高的撫養比，也就是說，處于勞動年齡的人們需要負擔的老年和少兒更多。在本已更為稀缺的勞動力中，還需要有更大比例進入老齡服務產業。這些行業不少屬于勞動密集型，很難提升生產率。除非不久就出現能和真人一樣肢體靈活、精通家務的機器人，否則照護老人將一直需要大量人力投入，而且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會持續增加對人力的需求。越來越高的人力需求不可能全部由身負本職工作的子女等家人來滿足，從而需要有更多人成為保姆、護工。無論怎樣，養老都會吞噬掉一部分人力和其他資源，而這些資源本可留在高增長行業中。因此，老齡化社會中的養老產業本身會擴張，但從社會整體角度來看，它成不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反而會拖累發展增速。

經濟學界當然很早就考慮到了人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納入人口因素的經濟增長理論從來都是不可想象的。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口在增長模型中都只是作為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出現。而從長期來看，技術進步才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直到上世紀末，經濟學家們試圖探究技術進步的源泉時，才開始思考人口與創新的關系。

本書牢牢地將這一關系置于中心地位。假如人口與創新全然無關，人口數量下降就不是什么壞事。這樣人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會小一些，同時根據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人均收入還會更高。但我們不能忘記，所有的創新都出自于人，因此必然與人口緊密相關。串聯全書的從而就是這么一條公式：創新力=人口數量×人口能力×（內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創新能力與人口數量的關系不難理解。即使創新像一些小故事里說的那樣，主要靠的是星星點點的孤獨天才，按照概率，人口基數越大時天才也會更多。何況在真實的歷史中，典型的創新者從來就不是斗室中的孤獨天才，而是會與同儕頻頻面談、通信，互通信息的學者和工匠。在現代社會，創新能力當然更是只能始于人們的相互學習和交流。人口增加，人與人之間可能的連接組合就越多，且會不成比例地迅速膨脹。在小國里，一家公司恐怕很難找到幾百名工程師來投入一個復雜的項目，在人均教育水平相同的大國中就能很方便地實現這一點。另一方面，更大的經濟體擁有更廣闊的市場規模，在其中創新的效率和收益會因為規模效應而放大。產品的銷量更多，研發開支就能在每件產品上被攤得更薄，讓廠商擁有成本優勢。這一點最鮮明地體現于軟件、互聯網和流媒體等行業。與傳統產業不同，這些新興行業的產品開發出來并投入市場后，邊際供給成本極低，甚至可以近乎為零，最優策略就是盡快擴大受眾規模以消化研發成本。而若一種產品或服務如果需要達到一定的客戶數量門檻才能持續盈利，在人口大國之內只需滲透到市場的一小部分即可成功突破，在小國可能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機會。

人口能力與教育程度和年齡結構有關。從國際經驗來看，普及高等教育，讓至少一半的適齡人口能夠上大學，確實可以推動創新。但教育發展到這一水平之后繼續追加投入，就不再能夠顯著增強人們的創造力。而往往被人忽視的，是老齡化對創新的負面影響。青年是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創新力量。一般來說，人的認知能力從四五十歲起會明顯下降。很多創新、創業者是在三十多歲甚至二十多歲時即開始取得成就。也許有人認為，人口大國老齡化并不意味著國內年輕人的絕對數量會少于相對較小的國家，因而不必為創新的人力基礎太過擔憂。但老齡化的人口結構對年輕人的創新活力構成了阻擋效應。日本便是典型的例子。由于老齡化，日本的大中型企業的高管職位大多被老年人所把持。在論資排輩的傳統下，年輕人晉升至中高層非常困難。老年高管們傾向于穩字當頭，在研發方面更多地支持邊際上的小幅進步，回避那些需要冒更大風險的革命性創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曾產生多項席卷全球的商業發明，近幾十年卻已不復有此盛景。由于缺少在管理崗位上的歷練，日本年輕人進入職場若干年后出來創業的情況也十分少見。這樣的暮氣已在商界持續多年，日本與創新前沿國家之間明顯拉開了差距。美國前十大科技公司中超過一半是在1985年后創立；日本相應的前十大則沒有任何一家誕生于最近四十年。

書中所說的內部交流，是指經濟體內部的人員、貨物、資金和信息交流。顯然，這需要建立內部的統一市場，允許這幾方面較為自由的競爭和流動。在這樣的現代市場經濟中，存在明顯的聚集效應，各地區乃至全國的人員和企業都有向中心城市集中的傾向，以減少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面對面溝通的困難，以及物資的運輸、倉儲等成本。在大城市，固定成本更高的中高端服務業也因為能夠覆蓋更大范圍的人群而得以出現并繁榮。尊重經濟規律，不去刻意壓制大城市的生長，就顯得十分必要。

外部交流自然說的是對外開放以及上面提到的各種要素的跨境流動。只要其他國家仍然在一刻不停的相互交流中攜手發展，單獨一個國家不管多么大而強，也不能指望在閉關鎖國的情況下贏得或保持科技和經濟上的領先地位。這是古今東西一再被歷史驗證的鐵律。梁建章認為，就中國的現狀而言，對外交流也是創新公式中仍有明顯改進空間的一個因子，尤其是入境人員方面，旅行者、留學生和移民數量都顯著少于其他大國，同時國際互聯網連接也存在一些障礙。

二

20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從“晚、稀、少”時期的6左右，跌到了1980年推出一孩政策時的不到3，自上世紀末起的十幾年間一度穩定在了1.5左右，這幾年又下了一個臺階，降至去年的1.07，在有統計數據的國家中僅高于韓國，出生人數已在一千萬以下，只是印度的四成多。

生育率僅為世代更替水平2.2的一半，意味著每一代人的人數將只是上一代的一半。關于生育率走低的原因，輿論眾說紛紜。書中沒有過多顧及上世紀的歷史，而是主要關注近年的變化，并列出了三條原因。一是由于結婚成本過高，結婚率和人數連續多年下降。二是四十年的計劃生育實踐和宣傳深刻地扭轉了國人原先“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育齡夫婦的理想子女數已近乎全球最少。三是住房、教育方面的高成本和托幼的困難。國內0到18歲的育兒成本平均為50萬，一線城市大約100萬，相對于收入幾乎是全世界最高，而這還沒有算上高等教育費用和可能的資助子女購房的開支。根據衛健委的數據，三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率僅為4%，撫養孩子的時間成本也對家庭造成了巨大壓力。

從歷史和現實可以看到，生育率不是固定的，而是會受經濟、文化和政策影響，出現或大或小的變化。今后幾十年生育率的走向，自然也有不止一種可能。

書中根據育媧人口智庫的研究，基于不同的假設，預測了中國人口未來演變的高、中、低三種可能情景。低預測情景假定沒有實質性的鼓勵生育政策，接下來幾年的生育率延續近年的趨勢，逐漸降低到0.8，并在2028年后保持在這一水平。到2030年，當年的出生人口將是六百萬左右；2050年不到五百萬；本世紀結束時，每年出生的人口甚至將低于一百萬，只有目前的十分之一，總人口為4.79億。

這的確是讓人震撼的數字。不過低預測實現的概率并非最高。在最具可能性的中預測情景里，有一些鼓勵生育的措施出臺，相應的財政支出與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相當，社會也有所響應，生育率在去年的基礎上小幅回升并固定在1.1的水平。這樣到本世紀中葉，每年的出生人口約為七百萬，世紀末為兩百多萬，屆時總人口為6.25億。

高預測情景假設生育鼓勵政策足夠有力，財政投入達到GDP的5%左右，再搭上其他一些配套措施，讓生育率增加到1.4。如此一來，2050年的出生人數仍能保持在九百萬以上，到世紀末每年也還可以有接近五百萬人出生，總人口仍可達8億之多。

三

書里給出了多種鼓勵生育的政策建議，其中有三種耗資最多，但可能效果也最大。

首先是現金和稅收補貼結合的生育補助政策。對于二孩給予每月一千元現金補貼，對有更多孩子的家庭給予每孩每月兩千元補貼，直至二十歲。由于不同地區消費水平不同，生育成本有一定差異，大城市中每月一千元現金并不算多，因此建議讓二孩家庭的所得稅和社保繳費減半，多孩家庭全免。（考慮到有的家庭特別富裕，不太需要這樣的激勵，可對補貼設定上限。）書中估計這一政策能夠能提升生育率20%。

第二條建議針對高房價。大城市生育率低于小城市，高房價讓人“生不起孩子”大概是最重要的因素。相應的建議是以按揭貸款利息返還或房價折扣的形式發放購房補貼，并像陸銘等學者所呼吁的那樣，增加大城市住房用地供應以緩解高房價，同步釋放人口流出地被低效占用的土地，實現用地指標在全國范圍內的流轉和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更好地發揮促進創新的聚集效應。這些措施預計同樣可以提高生育率兩成左右。

第三是興建托幼場所。三歲以下的孩子需要長時間的細致照顧，如果依循傳統由母親負起這一職責，會影響她們的職業生涯。現代社會中的大部分工種，兩性均有條件擔任，沒有理由把多數女性限制在家庭中。但這樣就會有大量女性在有生育意愿的情況下，由于育兒的困難，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很多國家為應對這一問題，提供了普惠性的托幼服務。OECD國家的0～3歲嬰幼兒的平均入托率為35%；在東亞地區，日本的入托率為近三成，韓國更是超過了一半。中國目前4%的入托率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書中建議政府直接或間接支持建立至少十萬個幼托中心，并補貼其營運費用，以將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估計這能給生育率帶來10%左右的提升。

這三項措施需要投入的財政資金規模約是GDP的5%，預計能將生育率提升50%，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其他效果相對較小的政策建議包括提供男女平等的育產假、引進外籍保姆、推廣靈活辦公模式、保障未婚女性生育福利、開放和鼓勵輔助生育技術等。

財政資金來自納稅人。如果一項福利只有生了二胎才能拿到，等于是由無孩人士和一孩家庭向二孩及以上家庭提供轉移支付，這是否公平？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公共的基本養老保險實際在很大程度上是現收現付，將來退休人士的養老金中會有當時年輕人的貢獻。年輕人繳納的稅收也將有一部分用于建設基礎設施等老年人可以享受到的公共品。生兒育女的成本主要由家庭自行承擔，兒女成人后創造的社會財富卻會有相當一部分被轉移給其他老人。所以實際上是有孩家庭在補貼無孩人士。另外如今防老也不再一定需要養兒。越來越多的老年人主要靠養老金和自身積蓄生活，不依靠子女提供贍養費用。這導致在當代社會，生育從家庭的財務角度來看是凈損失。補貼生育恰恰是將無孩、一孩家庭從二孩、多孩家庭那里占的便宜返還給后者，只要是在合理范圍內，并無不公。

每投入1%的GDP用于鼓勵生育，生育率就可提升約10%，即約0.1個百分點，這是本書基于國際經驗得到的核心結論之一。作為斯坦福大學訓練出的經濟學博士，梁建章也嚴謹地補充道，這一結論表達的是跨國數據中呈現的相關性，而非確鑿的因果關系。換句話說，這里觀察到的只是生育福利越高的國家，生育率也越高。至于是誰導致了誰，可能正反兩個方向都有作用。讀者很容易想到可能的反向因果鏈：生育率更高的國家中，本就是二孩或多孩父母或意在成為這類父母的選民更多，他們更傾向于支持豐厚的生育福利，選民意志通過政治壓力轉化為實際政策后，這方面的政府福利也就更慷慨。可惜書中對此沒有展開討論。

事實上，的確有研究者嘗試使用統計學中的因果關系識別技術，估計生育激勵措施的效力。位于美國的家庭研究所（InstituteforFamilyStudies）的人口統計學家石來民（LymanStone）匯集了22項這類研究。這些研究考察的是不同時間、不同的國家或地區，估計出的效果大小因而有些許差異：增加相當于家庭收入10%的生育福利，導致生育率提高幅度的范圍在0.5%和4.1%之間。參照這一綜述結果，“每1%的GDP投入可提升生育率10%”的結論不但必須打折扣，而且至少需要直降一個數量級。

盡管如此，書中在前述幾項措施之外，最后拿出的一項關于教育改革的大膽建議倒是格外有趣。作者猜測其潛力浩大，最高可提升生育率0.5個百分點，超過以上任何措施。

這當然與中小學階段的“內卷”有關。教育內卷是多數家庭都不陌生，近年來輿論討論熱度也持久不減的現象。中國中小學生每周學習時間比發達國家的孩子多十幾個小時，比上一代學生也明顯增加，使得絕大多數青少年睡眠不足。這一切首先得歸因于高考這根指揮棒。而改革中的“普職分流”機制又把一部分升學壓力提前到了中考環節。無論以學生學習、家長輔導的時長還是相關開支來衡量，中國的教育負擔都差不多是舉世最高，對生育構成嚴重障礙。

書中建議基礎教育階段縮短一到兩年，因為當代人有互聯網隨時加持，許多知識不再需要死記硬背。如果學生能早兩年從中學畢業進入大學，直接就能為家庭減少兩年的教育負擔，他們也能更早成家立業，增加女性育齡期間實際可行的生育窗口期，明顯提高生育率。梁建章還認為，隨著人工智能等科技的進步，未來的藍領工作會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初中畢業之后就進入職業學校的路徑所培養出的工人，恐將難以勝任未來需要操作、管理各類智能設備的工作崗位。因此，縮短學制后，可將高中也納入義務教育范圍，取消中考，實行十年義務教育。同時，普及大學教育，讓八成中學生能有上大學的機會，并將其通識化、標準化，利用網課等技術共享優質高校的教育資源，大幅壓縮名牌大學和其他學校之間的差距，把專業選拔和分流推遲到大學畢業錄取研究生的環節。這樣可以淡化高考的選拔作用，大大緩解學生和家長們擠破頭上名校的焦慮心態。中考和高考的壓力被淡化甚或消除后，中小學教育的重心也可以從刷題向培養計算機基礎和自主收集分析資料的能力等更適應現代社會的課程方向轉移。

這一套改革組合拳著實雄心勃勃。對其在近期實現的可能性和難度，梁建章和育媧人口團隊的同事們當然不抱有天真的幻想，而只是將其作為一種理想化的遠景設計提出。無論如何，看到這樣有理有據又有膽識的構想，已經足夠讓人興奮。

四

貫穿《人口戰略》全書的是憂心如焚的焦慮感和對人口衰減的惶恐，甚至專門有一節用來駁斥“鼓勵生育不急論”。這一節開頭做了一個思想實驗，以此論證鼓勵生育的緊迫性：2的30次方約為10億，所以如果生育率永久停留在當前水平，每代出生人口減半，那么只要經過三十代人，不到一千年，中國人就會絕種。當然，這只是一種簡化演示，本意并不是作為科學的估算。但作者接下來很快還是又禁不住表達了對生育率始終低于更替水平，人口不斷衰減的憂懼。

可是我們已經看到，生育補貼不會有什么神奇的回春之效，對教育體系的顛覆式改革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太可能成行，那么我們是否應該為自己身處的這個社會的前景感到無望？其實大可不必。

在近代之前的漫長歷史中，人類的生育模式都是多生、放養。向少生、優育的轉型萌發于18世紀晚期的法國，過了半個多世紀方才傳播到歐洲其他國家和北美。20世紀，亞洲和拉丁美洲也啟動了自己的人口轉型歷程。當下只有非洲還算得上是人類積極繁衍的熱土，但人口專家們預計那里本世紀也將開始轉型。已經歷人口轉型的國家和地區的生育率大多達不到更替水平，中國并不孤獨。單從數學上來看，這樣當然不具有永久的持續性。然而人口轉型在一萬多年的人類文明史中是個方興未艾的新現象，法國以外的各國轉型至今還不到兩個世紀。一些發達國家雖然生育率低，但因為一直有來自生育率更高國家的移民進入，人口仍在增長。生育率的轉變并非受單一因素驅動，人口學家們對何種因素更為重要始終爭論不休，世界各地的轉型樣態也不盡相同，未來生育率的變化因此很難預估。全世界人口轉型徹底完成后的穩態是什么模樣，現在沒有人能信心十足地做出預測。我們無法從短短幾十年不及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出發，簡單外推未來成百上千年的人口發展軌跡，進而得出什么可靠的結論。考慮到觀念在家族譜系中的傳承，或許低生育率社會中少生、不生孩子的亞群體在數代之后會自然消隱，生養眾多的社群則可以重新成為主流，人口總量從而能夠重新穩定下來。

無論生育率的長期走勢如何，往后幾十年中國都將迎來更為深入的老齡化，社會、經濟等多方面均會受此影響。這是個必須認真對待的重大問題，但我們也不必全盤接受“人口即命運”的宿命論。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Acemoglu）和帕斯奎爾·雷斯特雷波（PascualRestrepo）2017年發表的一篇研究發現，與人們通常認為的恰好相反，近幾十年老齡化進程更快的國家，經濟增長反而更迅速，原因可能與這些國家更多地采用了自動化技術有關。兩人2021年發表的另一篇論文進一步證實，老齡化引發的勞動力短缺導致了工業機器人等自動化技術的更廣泛應用，韓國、日本和德國是此中的樣板。老齡化也與自動化方面的專利數量緊密相關。所以，老齡化并不必然對生產率有負面影響。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機器人市場，就應對老齡化而言，這無疑是個積極的跡象。

即便育媧智庫的高預測情景難以實現，中國人口沿著中預測路徑演進下去，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也將繼續躋身世界人口大國之列。只要宏觀經濟環境穩定，聚集效應充分發揮作用，中國還是會有讓大多數國家羨慕的創新能力和發展動力。英國是一個不無參考意義的先例。盡管早已不像工業革命時期那樣集中全球最多的創新頭腦并引領全球增長，英國今天依然是生命科學、人工智能和量子技術等前沿科技方面的強國，人均收入較20世紀前期失去全球霸主地位時增加了大約四倍。而少子化和老齡化走在中國前面，在書中被屢屢作為負面示例的日本的經驗，也沒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灰暗。不少經濟學家都指出，日本房地產泡沫崩潰后雖然經濟看上去陷入了長期停滯，但如果以勞動適齡人口計算人均產出，其表現其實頗為正常，從九十年代中期到新冠疫情之前的平均增速與美國幾乎不相上下。如果我們能在養老產業等方面為進一步老齡化做好準備，一個人口更少的中國未嘗不能像如今的一些發達國家那樣，成為讓人民安居樂業、平和生活的豐裕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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