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2025中關村論壇年會的平行論壇“世界領先科技園區發展論壇”拉開帷幕。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辛國斌在致辭時表示，國家高新區堅持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高新技術產業化道路，為中國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實現高質量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為全球科技園區發展進行了有益探索。

工信部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全國178家國家高新區貢獻了GDP19.3萬億元（占全國GDP的14.3%）、工業增加值9.8萬億元（占全國24.1%），并匯聚了全國33%的高新技術企業、46%的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和67%的獨角獸企業。辛國斌在致辭中還透露，2024年國家高新區企業研發經費投入擁有發明專利數均占全國50%左右，產出了一大批原創技術、首發產品，成為我國推動科技創新的重要引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抓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要搭建平臺、健全體制機制，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讓創新鏈和產業鏈無縫對接。

202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繼2019年之后再次把高新區相關內容寫入，明確提出要“加快國家高新區創新發展”。為何在（以下簡稱《報告》）中再次強調國家高新區創新發展？新時代國家高新區又如何承擔新的使命？

帶著上述問題，中國工業報專訪了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研究員、中國高新區研究中心主任劉會武。這位專業研究高新區二十余年的專家，系統地為中國工業報闡釋了國家對高新區給予的期望與高新區的未來重要使命。

破解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的“孤島效應”

國家高新區要加強原創性顛覆性技術創新，集中資源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集群，成為突破“卡脖子”技術的重要載體。

中國工業報：2025年《報告》再次將高新區納入國家戰略，您認為這釋放了哪些信號？

劉會武：2025年《報告》中再次將高新區納入國家戰略，體現了國家在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方面的頂層設計邏輯，同時確立了國家高新區在國家戰略中的主力軍、主引擎作用。國家高新區將成為培育新質生產力、重塑全球競爭格局的戰略支點。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信號：

一是凸顯國家高新區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載體作用。國家高新區作為我國科技創新的核心引擎，已形成顯著集聚效應。2025年《報告》首次提出要“加快國家高新區創新發展”，且明確指出要推動資金、資源向178個國家高新區傾斜。這178個國家高新區將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發展的主陣地。這也意味著國家高新區發展與新質生產力培育直接掛鉤，國家高新區將通過“技術-產業-生態”三位一體的協同機制，推動未來產業在園區形成突破性發展。

二是明確國家高新區體制機制改革的先行先試作用。《報告》明確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這與國家高新區“因改革而生、依改革而興”的基因一脈相承。目前全國依托66家國家高新區已設立23家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累計出臺近1000項改革政策，其中30余項首創性政策在全國得到復制推廣。未來改革將聚焦三大痛點：一是打通科技成果轉化“最后一公里”，二是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三是優化新業態監管機制，為新興領域提供制度保障。

三是發揮國家高新區全球科技競爭的關鍵突破作用。面對國際技術博弈加劇的形勢，高新區被賦予“優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布局,推進科研院所改革,探索國家實驗室新型科研組織模式,增強國際和區域科技創新中心輻射帶動能力”的新使命。工信部《國家高新區新賽道培育行動方案》中明確，將建立重點新賽道評價標準，分領域優選一批競爭力突出的園區，形成重點新賽道園區榜單。國家高新區要加強原創性顛覆性技術創新，集中資源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集群，成為突破“卡脖子”技術的重要載體。

中國工業報：國家高新區在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發展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劉會武：國家高新區通過“要素集聚-制度創新-場景驅動-空間協同”四重機制，有效破解了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的“孤島效應”，在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中發揮著戰略樞紐作用，其角色定位和功能價值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創新要素的超級集聚平臺。國家高新區通過構建“研發-轉化-產業化”全要素生態，集聚了全國25%的研發人員、33%的高新技術企業、46%的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和67%的獨角獸企業，形成創新要素的虹吸效應。

二是產業鏈協同創新的組織中樞。通過構建跨區域產業協同網絡，國家高新區已形成覆蓋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等戰略性產業的協同創新機制。

三是體制機制改革的試驗特區。作為改革開放的“制度實驗室”，國家高新區多年來一直是政策先行先試的主陣地，有多項政策屬于全國首創。廣州高新區首創“科學家+企業家+投資家”前沿技術發現機制，構建‘大學院所+創新基金+創新園區’的顛覆性技術創新體系，發布全國首個全面支持顛覆性技術創新項目政策，建設廣州顛覆性技術創新園。貴陽高新區建設技術交易市場，2023年技術合同成交額達23.1億元，成果轉化貢獻率超60%。

四是數字經濟發展的轉型引擎。國家高新區數字化相關產業營業收入超過13萬億元，占國家高新區總營業收入的比重超過四分之一，占全國數字經濟總量近三成。其數字化轉型呈現三大特征：一是基礎設施智能化，加快布局5G、算力等信息基礎設施；二是制造場景深度重構，利用AI大模型賦能傳統制造業；三是元宇宙等新業態在高新區加速孕育。

高新區布局新興賽道需加強頂層設計

當前全國多家高新區布局量子、AI等新興賽道，為避免重復投入、資源分散等問題，需通過“戰略統籌-生態協同-制度創新”的頂層設計框架，推動資源高效配置與差異化發展。

中國工業報：工信部與地方高新區協同機制如何優化，以強化“科技-產業”融合效率？

劉會武：202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明確指出：將科學技術部的組織擬訂高新技術發展及產業化規劃和政策，指導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等科技園區建設，指導科技服務業、技術市場、科技中介組織發展等職責劃入工業和信息化部。此次機構改革實質上意味著在黨的二十大之后，黨中央對國家高新區的定位發生了變化，也意味著高新區承載的國家使命和戰略定位發生了重大轉變。科技部職能調整后，工信部對國家高新區通過“戰略統籌-要素貫通-服務升級”的協同機制優化，顯著提升了國家高新區“科技-產業”融合效率。

首先，工信部依托國家高新區需求庫與戰略技術圖譜，建立雙向對接機制，構建“需求牽引-技術供給”精準匹配網絡。2025年，工信部的重點工作之一是開展未來產業創新任務“揭榜掛帥”，制定出臺生物制造、量子產業等領域創新發展政策。

其次，工信部創新要素流通機制創新，打通“人才-資金-數據”跨區配置通道。工信部、教育部、科技部聯合組織開展了“百園百校萬企”創新合作行動，鼓勵國家高新區與國家大學科技園形成長效合作機制，加強對國家大學科技園技術轉化服務能力建設的支持；鼓勵國家高新區組織園內企業加強與高校合作，實施產教融合育才行動；鼓勵多地聯合開展跨區域合作，促進創新要素的流動和轉化。

再次，工信部推動包括概念驗證中心、區域性中試平臺、場景開放平臺等三類平臺建設，建立“概念驗證-中試熟化-場景應用”全鏈條體系。

最后，工信部重新構建了評價督導體系，實施“創新效能+產業貢獻”的雙維考核。下一步，工信部將進一步健全評價、督導、服務一體化工作機制，強化評價結果運用，引導高新區加快高質量發展步伐。

通過上述機制優化，國家高新區正向制度創新高地躍遷，為形成新質生產力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中國工業報：國家高新區在量子、生命科學等未來產業賽道中，應如何平衡“國家規劃”與“區域特色”的優先級？

劉會武：國家高新區在布局量子、生命科學等未來產業時，需以“國家戰略為綱、區域稟賦為基、動態平衡為要”為原則，構建多維協同的發展機制。

在戰略協同與特色定位方面，國家高新區需在中央規劃框架下挖掘特色優勢。例如合肥高新區依托中國科大、量子創新院等科研資源，形成“基礎研究-技術轉化-產業集群”的量子科技全鏈條生態；濟南高新區則基于空天信息產業基礎，培育火箭領域產業鏈、建強衛星領域產業鏈、壯大航空制造產業鏈。這種“國家需求牽引、區域稟賦支撐”的模式，既滿足國家戰略布局，又避免同質化競爭。

在創新生態的梯度分工方面，工信部應圍繞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深化推廣國家高新區東西合作、南北互動機制。推動高新區“研發在東部、轉化在中部、制造在西部”的梯度分工，既保障國家產業鏈安全，又激活區域比較優勢。

在產業路線的資源配置方面，工信部應建立對國家高新區“技術成熟度-區域適配度”雙維評估體系，從而動態調整資源投入和產業布局。建議每兩年開展一次產業路線圖修訂，動態調整資源投入方向。

中國工業報：多地爭相布局量子、AI等賽道，如何通過頂層設計避免低效重復和資源浪費？

劉會武：需要通過“戰略統籌-生態協同-制度創新”的頂層設計框架，推動資源高效配置與差異化發展。

國家戰略統籌下的區域分工協作。動態繪制全國產業地圖，定期修訂產業路線圖，建立“技術成熟度-區域適配度”雙維評估機制，明確各高新區核心定位。

完善要素配置的市場化機制。設立國家未來產業專項基金，重點支持戰略領域突破，并建立基金動態退出機制，對評估不達標的園區縮減支持。建設全國性概念驗證與中試平臺網絡，實現跨區域技術轉化，共享技術服務和數據，減少重復投入。

加強制度性創新，建立利益共享機制。依據園區稟賦制定專項政策，避免“大水漫灌”，優先支持已形成特色優勢的領域。加強對國家高新區在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和產業鏈安全性方面的考核。建立央地權責與利益共享機制，通過稅收分成、專利共享激發跨區域協同動力。

頭部高新區與硅谷等國際標桿園區還有一定差距

中關村、張江等頭部國家高新區需在基礎研究投入、市場化機制、全球資源配置等環節加速追趕，方能實現從“中國硅谷”向“世界級科創中心”的質變。

中國工業報：當前高新區在促進科技創新方面存在哪些主要挑戰？

劉會武：當前，國家高新區在促進科技創新方面面臨多重結構性挑戰，這些挑戰既源于全球科技競爭格局的演變，也受到傳統發展模式的慣性制約。核心挑戰歸納如下：

一是原始創新能力不足，關鍵領域存在“卡脖子”風險。盡管國家高新區貢獻了全國50%的發明專利和33%的高新技術企業，但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原創性突破仍顯匱乏，在量子計算、光刻機等關鍵領域，很多核心技術仍依賴進口；核心部件進口占比超80%，基礎研究積淀不足。

二是科技成果轉化率偏低，創新鏈與產業鏈銜接不暢。國家高新區技術成果轉化周期仍較發達國家有明顯差距，高新區中試平臺數量較少，產業覆蓋面不大，導致大量實驗室成果難以跨越“死亡之谷”。技術交易市場、知識產權質押等機制尚未完全打通。

三是要素驅動慣性猶存，新質生產力培育機制待完善。部分高新區仍依賴土地、稅收等傳統政策工具，未能建立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管理體制和治理機制。

四是區域發展失衡加劇，創新要素流動壁壘待破除。東部與中西部高新區差距持續擴大：2024年綜合評價排名前二十位和研發投入強度排名前二十位的高新區榜單里，僅有西安和成都兩家西部高新區。

五是國際競爭壓力加劇，全球創新網絡融入度不足。2023年國家高新區企業從業人員中海外留學歸國人員和外籍常駐員工占比出現下滑，低于前兩年的數值；高新區當年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占全國比重連續兩年下滑；高新區的技術服務出口占出口總額比重僅有5.6%。

這些挑戰的破解需要系統性的制度創新，既需延續“先行先試”的改革基因，更需構建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治理體系。

中國工業報：中關村、張江等頭部高新區與硅谷等國際標桿的差距，核心體現在哪些環節？

劉會武：目前，中關村、張江等頭部國家高新區與以硅谷為代表的國際標桿園區還存在一定差距，核心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在原始創新與全球競爭力方面，盡管中關村跟硅谷一樣，擁有字節跳動、百度等高市值科技企業，但跟硅谷擁有英特爾、蘋果、谷歌等全球知名企業相比，在企業市值與品牌價值上還有明顯差距，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競爭力和全球影響力還有待提升。

在研發投入強度與產出效率方面，硅谷企業研發投入強度長期保持在10%-15%的水平，而中關村指數2022顯示，2021年中關村研發投入強度為5.5%，尚不足硅谷的1/2。

在科技金融和創新生態方面，盡管2023年國家高新區吸收的風險投資從總量上看，已分別達到硅谷地區的1.7倍及舊金山地區的2.7倍，但從單個國家高新區來看仍和硅谷差距明顯。

在國際化生態與資源集聚度方面，中關村外籍從業人員占比不足0.5%，遠低于倫敦、紐約、硅谷地區的55%、37%、36%比例。硅谷每年凈流入國際技術移民多達1.6萬人，而2023年國家高新區中外籍常駐人口最多的上海張江高新區僅有7841人，中關村更是僅有4434人。

在從業人員待遇水平方面，2023年，國家高新區中企業從業人員平均薪酬最高的上海紫竹高新區為36.6萬元/年，僅為美國硅谷從業人員平均薪酬的27.5%。

中關村、張江等頭部國家高新區需在基礎研究投入、市場化機制、全球資源配置等環節加速追趕，方能實現從“中國硅谷”向“世界級科創中心”的質變。

中國工業報：高新區吸引全球頂尖科技人才，亟需哪些配套政策突破？

劉會武：結合國家高新區的實踐及政策導向，亟需在以下四個領域實現配套政策突破：

一是簽證與居留制度創新。西安高新區將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和居留許可兩項業務進行優化整合，辦理時限由之前的21個工作日壓縮至現在的5個工作日。

二是稅收與收入分配改革。成都高新區面向全球引進符合成都高新區主導產業建圈強鏈方向、具有突出技術創新能力的急需科技創新領軍人才和急需產業創新領軍人才，給予最高2000萬元支持。

三是科研經費跨境流動。北京和廣州等多地開展“科匯通”試點，允許境外科研開辦資金直接匯入境內的外資非企業科研機構（即事業單位或民辦非企業單位）。

四是生活服務與生態構建。合肥高新區布局建設一批宜居宜業的高品質國際人才社區，構建“科創園區+科創企業+人才社區”全鏈條、全方位人才服務聯動模式，構建類海外創業生態。

國家高新區有望成為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引領者

國家高新區將在“十五五”至2035年間完成從“要素驅動”到“創新生態驅動”的質變，真正成為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引領者。

中國工業報：科創金融試點如何與高新區需求結合，解決“不敢投、不愿投”的問題。

劉會武：科創金融試點與國家高新區需求的有效結合，需通過制度創新、風險共擔、精準匹配等機制設計，破解資金“不敢投、不愿投”的難題。

一是構建多層次風險分擔機制，降低投資顧慮。通過設立政府風險補償基金，對科創貸款損失給予一定百分比的補償。

二是以差異化金融產品適配企業生命周期。對于初創期企業，推廣“創新積分貸”、“科技人才貸”等產品，提高首貸率至40%以上。對于成長期企業，試點“投貸聯動”模式，銀行與創投機構協同提供“股權+債權”組合融資。對于成熟期企業，可引導通過北交所、科創板等資本市場通道加速上市。

三是創新金融工具破解抵押物瓶頸。建立全國統一的知識產權評估與交易平臺，推進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和數據資產質押融資，依托核心企業信用為上下游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應收賬款融資。

四是構建科技金融生態圈，消除信息不對稱。通過企業創新積分量化評價，定向配置財政與金融資源。

五是優化考核機制，激發投資動力。推進科技銀行差異化考核，延長科技信貸人員績效周期；創投容錯機制，失敗項目豁免追責。

中國工業報：高新區在“十五五”與2035中長期目標間，需優先夯實哪些基礎能力？

劉會武：國家高新區作為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核心載體，在銜接“十五五”規劃與2035年遠景目標的關鍵時期，需圍繞“原始創新力、成果轉化力、產業引領力、全球競爭力、持續發展力”五方面夯實基礎能力：

原始創新力：構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支撐體系。聚焦國家戰略需求，瞄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向，支持各類創新主體牽頭或參與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重點專項等，加強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

成果轉化力：打通“實驗室-中試-產業化”鏈條。建設一批概念驗證、中試驗證、檢驗檢測、技術轉移等服務機構，推廣“中試+投資+孵化”運營模式，建強技術經理人隊伍。深入實施“百園百校萬企”創新合作行動，加快推動高校科技成果落地轉化。引導更多金融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推動職務科技成果權屬改革深化。

產業引領力：培育世界級產業集群。圍繞高新區特色優勢進一步做優做強主導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前瞻布局未來產業。

全球競爭力：提升國際產業競爭力。通過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領軍企業，建設多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目標的實現。試點數據跨境流動“白名單”，加大企業參與制定國際標準推動力度。

持續發展力：構建可持續發展范式。進一步控制單位增加值能耗，落實“十四五”單位增加值綜合能耗目標。

通過上述能力建設，國家高新區將在“十五五”至2035年間完成從“要素驅動”到“創新生態驅動”的質變，真正成為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引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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