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后紀委監委合署辦公，紀律法律雙施雙守，“四種形態”在執紀執法中貫通使用，在消化存量、遏制增量，鞏固發展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深化全面從嚴治黨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實踐中，一些紀檢監察干部對貫通運用“四種形態”還存在著一些認識誤區和實踐困惑。有的認為，“四種形態”是黨的政策策略，違紀可柔性處理、違法只能剛性處置，“四種形態”只適用于監督執紀，“不能”用到監察執法工作中去。有的認為，“四種形態”轉化運用特別是“四轉三”與刑法等有關規定沖突，潛藏政治風險和法律風險，“不敢用”“用了也不敢說”。這些問題反映了對政治和法治、紀律和法律關系認識有偏差，執紀執法貫通、有效銜接司法還存在障礙。

　　在監察工作中運用“四種形態”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法理基礎。“四種形態”貫通規、紀、法，囊括教育警醒、懲戒挽救和懲治震懾等多重功能，蘊含著我們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貫方針和中華文化明德慎刑、寬嚴相濟的法治傳統，體現刑法的謙抑性、罪刑法定、罪刑相當等現代法治理念，彰顯了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的時代價值，體現了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的內在統一。

　　“四種形態”在監督執紀和監察執法工作中理念相融、形態相應、轉化相通。監察法和政務處分法對職務違法、職務犯罪處置和處分規定，與黨章、黨紀處分條例關于“四種形態”規定高度契合。監察法第五條既明確“嚴格遵照憲法和法律，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又要求“懲戒與教育相結合，寬嚴相濟”，第四十五條規定的五種處置方式，體現了“四種形態”原則要求；政務處分法進一步對政務處分情形和程序作出具體規定，明確從輕減輕或從重情節規定，給予政務處分要與違法行為的性質、情節、危害程度相當；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明確依規依紀依法從寬處罰相關制度規定，把“四種形態”運用到監察工作中已經有了相應的法規依據。

　　把“四種形態”運用到監察工作中，是推進執紀執法貫通、有效銜接司法的重要舉措，是持續深化紀檢監察體制改革、推進紀檢監察工作規范化法治化的重要途徑，是貫通運用“四種形態”、提高治理腐敗效能的迫切需要。要加強理論研究，深入研究政治與法治、紀律與法律的內在統一關系，深刻認識“四種形態”的政策價值和法律意義，準確把握紀委監委政治機關屬性。同時，有針對性完善制度規范，研究制定在紀檢監察工作中貫通運用“四種形態”的指導意見，特別是適用“四轉三”的制度規定，明確硬性標準和禁止性條款；健全“四種形態”程序運用機制，既落實好實體性要求，又嚴格程序性規定，建立覆蓋監督檢查、審查調查、案件審理、備案待查各環節的“四種形態”轉化運用流程和標準，統籌把握從輕減輕、從重加重的條件。在具體案例、具體工作中，要注意加強上級紀委監委領導指導，強化同級部門相互監督，嚴格規范形態轉化自由裁量權，既防止“一味從寬”，又防止“片面從嚴”，達到政治效果、紀法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本文刊登于《中國紀檢監察報》2020年11月19日理論周刊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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