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和投資是一國內需的構成內容。2025年要“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就必須協調好提振消費和提升投資的關系。在人類社會發展中，一切經濟活動歸根到底是為了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就此而言，持續提振消費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但消費對象和消費條件并非天然稟賦，它們來自于生產；要生產就先要有投資，生產性投資創造了生產工具和生產條件，由此可以說沒有投資就沒有消費。馬克思曾明確指出，現代經濟以擴大再生產為特征。擴大再生產的持續展開，既是新科技、新產品、新業態等不斷創新發展的過程，也為新消費提供了新的對象和新的條件。如果舍去對外經濟，在近年的中國GDP構成中，消費占55%左右，投資占45%左右，這決定了消費和投資不可偏廢。

2023年擺脫了新冠病毒沖擊以后，中國的消費增長率沒有出現先前預期的顯著增長，一些人將此歸因于投資是缺乏充分依據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同期的投資增長率處于4%左右的低位區間，也不如人愿， 因此，并不存在投資拖累消費的情形。在已有消費品和消費方式已基本飽和、處于供過于求的市場格局條件下，要以它們為基礎拉動較高的消費增長率（如8%以上）幾乎是不可能的。消費增長率的提高有賴于新的消費對象和新的消費條件的問世，這些新的消費對象和消費條件需要加大相關投資創造。一個值得特別關注的現象是，2019年以來，基本沒有以萬億元計算的新消費品問世，也就很難推進消費增長率的提高。

2024年雖然出臺了家電汽車等消費品的以舊換新政策，給予了強力的財政支持，但消費增長率的提高并不明顯，同時，給2025年以后的消費增長率提振留下了新的壓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屢次強調要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托育、養老、住房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要“緊緊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這些民生問題的基本格局是供不應求，破解的主要路徑就是加大消費性投資，增加消費對象和消費條件的供給，縮小供求缺口。這既是推進消費升級的過程，也是提振消費的新增長點。

2023年10月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要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既強調了消費也強調了投資和生產。就側重點來說，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突出加大新科技的研發、新產品的創造、新業態的發展，側重于投資和生產；做好普惠金融、養老金融突出加大對小微企業、農戶和老年人的金融支持力度，側重于在擴大生產基礎上的提振消費；數字金融覆蓋于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和養老金融的方方面面。從這些角度看，金融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從做好五篇大文章入手，有效協調好消費和投資的關系，既要積極支持大力提振消費，又要堅決支持提高投資效益， 落腳于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

中國實行的是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間接金融體系，信貸資金成為金融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資金來源。在信用貨幣體系下，通過存款創造貸款、貸款創造存款的機制，銀行體系可以創造近乎無限的資金。但這一信用體系靠資本機制維護：一是以資本防范違約。要使得信貸資金的借款人（包括實體企業和個人等， 下同）能夠償付到期本息，商業銀行需要通過盡職調查了解借款人的還債能力，其中，資本數額（包括凈資產等，下同）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內容。二是以資本收益和現金流支持信用體系運行。銀行體系本身并不創造價值，它所獲得的利息等收益來自于實體企業創造的利潤和借款人原有的存量凈資產，由此，資本數額大小及其收益狀況成為商業銀行放款多少的主要依據。三是防范風險。商業銀行貫徹著審慎經營原則，是風險的厭惡者，對難以確定風險和高風險的項目通常嚴格限制放款，但經濟發展中又必然需要有一些勇于冒風險的資金來推進高新技術研發、新產品和新市場的開拓，由此，高風險就由資本承擔。在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金融體系規模已經很大，但資金配置不均衡，融資結構不合理，可以說不缺資金資本金，關鍵是提高融資效率，重點解決資金“苦樂不均”和“錢多本少”、“耐心資本”不足等問題。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正處于關鍵時期。利用后發優勢推進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已成歷史，要艱苦研發關鍵性核心技術，既面對著美國等發達國家對我國的高新技術禁運封鎖，也面對著國內體制機制改革不到位所形成的障礙，還面對著金融體系提供的資本數額嚴重不足。加快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是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之路。只有高新技術持續地迭代升級、新產品和新業態不斷地問世，才有可能將經濟高質量發展建立在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持續提高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打破發達國家在關鍵性核心技術方面的壟斷，推進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高水平發展。這些高科技創新中的一系列關鍵節點，是運用銀行信用機制無法應對的，必須通過加大發展資本市場和激勵企業、居民等社會投資等來解決。發達國家的創業投資中， 在0-1的種子階段投資失敗率高達95%以上。如此高的風險是信貸資金難以承受的，需要天使投資、創業投資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創業投資的種子階段和創業階段一般不適合信貸資金介入。一個重要成因是， 信貸資金有著明確的還本付息期限，而種子開發和高新技術研發并無明確的成功期限，一旦信貸資金大量介入，不僅將給研發人員造成還本付息時間上的壓力，而且很容易使得信貸資金面臨嚴重風險。

耐心資本以戰略性投資為取向，通過投資者與被投資企業（或項目）之間建立長期的股權資合關系，形成風險共擔成果分享機制。它有著三個特點：一是戰略性投資。它追求的不是短期財務收益，而是投資項目的長期發展和市場價值。二是共擔風險。高新技術從研發到新產品上市有著諸多風險，期限并不確定（長的可達10年以上），耐心資本通常由若干個投資者共同提供，它與研發人員組成了利益共同體，形成了風險共擔的機制。三是成果分享。研發的成果由耐心資本的提供者和研發人員依據事先的合約規定共同分享。

加快發展耐心資本，在持續展開高新技術（尤其是關鍵性核心技術）研發和新產品新市場新業態發展中， 提質增效，夯實著信貸資金進入實體經濟的進程，為金融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實體經濟的堅實支撐。

2025年將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工具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保持流動性充裕， 推進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從新冠病毒沖擊結束后的2023年以來情況看，就CPI增長率處于低位運行、PPI增長率處于負增長運行而言，似乎反映了需求疲軟，需要通過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提振消費和投資的需求，推進物價回升。但從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和非金融企業存款余額的變動看，情形并不如此。2021年底至2024年11月的近3年時間內，我國住戶存款余額從1025011.58億元增加到1490578.97億元，增長了45.42%，是各項經濟指標中增長最快的；與此相比，非金融企業的存款余額從696695億元增加到765605.73億元，僅增長了9.89%，明顯低于同期GDP增長率。從存款余額的結構看，不論是住戶還是非金融企業的新增存款都呈現明顯的定期存款傾向。住戶新增存款中定期存款的占比，2022年為77.08%，2023年上升到96.18%，2024年前11個月為94.05%；非金融企業新增存款中定期存款的占比，2022年為100.93%，2023年上升到114.51%，2024年前11個月的數據是新增存款為分別增加了-22150.49億元、新增活期存款為-52058.73億元、新增定期存款為29908.25億元。在定期存款傾向如此嚴重的條件下，簡單放松銀根很難實現調控的預期目的。需要深究的是，實體企業為何將大量資金存放于定期存款之中？一個可解釋的成因是，它們的新增資產利潤率在2022年以后呈負增長態勢。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為例，資產總額從2021年的146.67萬億元增加到2024年11月的178.87萬億元，利潤總額卻從92933億元下降到66674.8億元。在新增資產利潤率為負數的條件下，實體企業難免理性地選擇將資金存放于定期存款，既可保證資金的安全，還能獲得高于新增資產的收益。貨幣政策難有破解此難題的功能。

實體經濟發展中遇到的難點，需要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予以應對，既要通過減稅、貼息和投資等舉措，加大對高新技術研發及其產業化的扶持力度，積極推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促進實體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也要在加大國債（尤其是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力度的基礎上，加大財政支出強度，持續支持“兩重”項目和“兩新”政策實施，還要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使用，擴大投向領域和用作項目資本金范圍， 因地制宜地支持新質生產力發展，努力推進消費升級和改善人民群眾生活水平。

政府債券是聯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重要機制。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指出，豐富貨幣政策工具箱， 在央行公開市場操作中逐步增加國債買賣。到2024年11月，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中“對政府的債權”為26655.62億元，比年初的15240.68億元有了明顯增加，但與“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的170560.57億元相比， 依然顯得數額過小。2025年在加大國債和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力度的背景下，人民銀行在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過程中，應進一步加大政府債券的買賣力度，強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