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繼續嚴格監管、防控風險的同時，鼓勵地方大宗商品交易平臺深耕品種，打造集流通功能、資金融通功能，以及滿足實體企業差異化風險管理需求的場外服務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性服務平臺，對優化中國大宗商品市場產業生態，促進期現市場聯通，提升中國大宗商品市場整體的廣度、深度和運行效率，進而增強中國大宗商品市場定價能力和全球供應鏈戰略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

多層次市場體系和多元化參與機制是塑造

全球大宗商品市場格局的主導力量

隨著中國經濟多年來的持續穩健增長，中國早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消費國。中金公司此前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2023年，中國鋁消費量占全球的58.4%，煤炭消費量占全球的56%，銅消費量占全球的51.6%，鋼材消費量占全球的51.1%，豆粕消費量占全球的30.3%，石油消費量占全球的16.3%。

然而，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消費國，中國在大宗商品定價權方面并沒有獲得相對應的地位。目前，全球能源類大宗商品以洲際交易所（ICE）、紐約商業交易所（NYMEX）、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定價為主，金屬類大宗商品以倫敦金屬交易所（LME）、紐約商品交易所（COMEX）定價為主，農產品類大宗商品以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和洲際交易所（ICE）定價為主。

定價影響力不強對中國大宗商品消費的安全和可控性構成很大威脅。形成這樣的定價格局有多方面的因素：既有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加持，也包括高盛、摩根大通等國際投行對大宗商品市場的深度金融化改造，以及如嘉能可、托克、摩科瑞、維多集團這樣的巨型貿易商對大宗商品市場全鏈條流通體系的控制。

仔細研究這些決定大宗商品定價格局的因素，對比中國境內大宗商品市場生態，可以發現一個關鍵問題：歐美大宗商品市場的期現貨生態融合發展，聯結緊密，互為依托。在歐美大宗商品市場體系中，CBOT、CME、ICE、LME等交易所，都是逐漸從現貨市場發展起來的，例如CBOT1848年成立，1865年才推出標準化合約。這些大宗商品交易所具有難以磨滅的現貨市場基因，往往具有交易所內或交易所集團內市場多層次分層協同的結構特點，比如ICE、LME、新加坡交易所（SGX）等交易所有標準化的期貨合約交易，交易標的多樣靈活，創設交易標的也非常市場化。

此外，如嘉能可、托克這樣的貿易商也擁有自己的交易系統或交易平臺，可以方便快捷地完成各類交易主體之間復雜的組合交易。在管理頭寸風險敞口方面，他們既可以利用更高流動性的期貨交易所進行場內交易，也可以與高盛等投行進行場外交易。

在這樣一個生態體系下，歐美大宗商品市場的期現貨兩端緊密聯動，通過期現套利、跨期套利，大宗商品的遠端價格與現貨市場的真實供需狀況實時聯動，避免金融投機力量過度主導市場價格，也避免僅靠交割機制形成的價格收斂過于跳躍。

整體上看，歐美市場主導全球大宗商品市場定價權的關鍵因素在于，其大宗商品市場交易平臺結構和層次豐富多樣且聯通，在于其市場參與主體的多元以及金融端與實體端的互洽協同。

大宗商品交易平臺是我國大宗商品

領域重要的市場化創新力量

近期，商務部發文鼓勵地方大宗商品交易平臺探索開展產能預售、訂單交易等創新業務，反映了國家主管部門對強化地方大宗商品交易平臺功能、完善大宗商品多層次市場體系建設、更好服務國家供應鏈戰略能力提升的期待。

目前，中國大宗商品市場的期現兩端還存在斷層。由于歷史發展軌跡不同，中國境內期貨交易所具有明顯的后發優勢：技術系統先進、風控手段豐富、品種布局合理、流動性優越，在交易量上已經超越了境外很多老牌交易所。但是，境內期貨交易所基本沒有經歷過完整的從現貨到期貨的進化歷程，在市場結構、市場層次、組織文化方面與歐美期貨交易所有明顯差異。近年來，中國境內幾家期貨交易所也在積極推動多層次市場體系建設，上期所的綜合服務平臺、鄭商所和大商所的場外業務平臺都取得了一定進展。

中國的金融國情和金融發展理念也與歐美國家存在較大差異，境內期貨交易所是期貨市場的組織者、一線監管者，是國家重要的金融基礎設施。境外交易所則是市場主體，與其他金融機構、貿易商、實體企業屬于生態合作關系，并無市場地位上的特殊性。境外交易所也普遍從會員制完成了公司化改制。

因此，在中國構建大宗商品多層次市場體系的過程中，還需要以更加市場化的方式，導入更多市場化的資源，發揮市場協同創新的力量，改變目前現貨市場普遍存在的分散、無序、依賴人際傳播等狀況，促進期現貨中間市場和場外市場發展，實現期貨市場與現貨市場的有機鏈接。其中，地方大宗商品交易平臺是重要的市場化創新發展主體，也是推動中國大宗商品供應鏈戰略能力提升的重要力量。

此外，從全球要素交易市場的歷史演進脈絡和未來演化方向看，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和金融創新邏輯的深化發展，傳統期貨交易所以集中交易方式交易標準化合約的流動性組織方式，可能面臨新技術的沖擊。從全球金融市場發展的實踐看，集中交易方式交易標準化合約，帶來了充沛的流動性，大幅提升了套期保值風險對沖需求者尋找交易對手方的效率，但也有不足：與市場多樣化需求的匹配度較低、套保效率受限、交易成本高等。

在機器學習技術、神經網絡模型和交易訂單簿智能分單技術等金融科技逐漸開發和運用后，全球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組織方式或將面臨巨大變革，可能會出現智能引擎驅動式交易平臺。這樣的智能交易平臺以行業大數據為底層邏輯，以精準匹配交易需求為特征，以動態平衡為重塑流動性組織方式的原則，交易組織效率和精準性以及服務實體企業需求的能力將超越傳統交易所，風險控制能力和運營安全性也將邁上新的臺階。

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一方面，境內國家級金融基礎設施要主動謀劃，緊跟技術和理念變革趨勢；另一方面，鼓勵地方大宗商品交易平臺充分運用人工智能和數據技術，探索新的交易機制和交易模式。

以政策和制度供給促進大宗商品交易平臺

規范創新發展

筆者認為，國家主管部門可以適時會同金融監管部門出臺一部全國適用的地方大宗商品交易平臺監管與創新發展管理辦法，明確大宗商品交易平臺在市場經濟中的基本定位和作用，厘清大宗商品交易平臺與期貨交易所的協同關系和業務邊界，制定大宗商品交易平臺適用的交易機制和交易標的等規范性原則，統籌日常監管主體責任機制安排等普適性內容。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致的地方大宗商品交易平臺準入、運營以及風險處置的管理辦法，避免各地政策松緊不一、區域監管套利、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效應，為地方大宗商品交易平臺良性有序發展奠定政策基礎。在此管理辦法的基礎上，各省級人民政府出臺管理細則，明確具體責任部門和具體管理措施，以做到風險管控和創新發展“一體兩翼”。

日常監管強調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為了更好地引導地方大宗商品交易平臺通過創新業務和服務滿足實體企業的多樣化需求，應盡量避免以單一形式原則判定地方交易平臺業務的合規性，其中三點尤為重要：

一是允許大宗商品交易平臺具有適度的流動性和投資性。拓展中國大宗商品市場的廣度深度，需要期現貨之間的緊密互動。現在很多期現業務無法落地，主要是受現貨端的流動性不足等因素影響。提高地方大宗商品交易平臺的現貨流動性，促進期現融合發展，對提升境內期貨交易所輻射和帶動能力具有重要意義。這就需要在監管政策上科學評估，避免一刀切地要求地方大宗商品交易平臺只能采取款貨兌付、一單一結的交易方式，允許大宗商品交易平臺在符合實質性監管原則和監管精神的前提下，利用AI技術、大數據等探索新的流動性組織方式，開展交易機制和交易模式的創新。

二是允許地方大宗商品交易平臺以聚合方式導入金融機構服務，滿足平臺上實體企業的真實經營需求。此舉并不改變金融機構各自持牌業務的責權邊界。例如，交易平臺提供鏈接銀行、倉庫、實體企業等市場參與主體的技術系統，銀行在其合規風控及業務指引下，通過交易平臺系統鎖定可信倉單等抵質押物，在系統上見單放款，同時以場外工具對抵質押物進行價格風險鎖定，如有貸后違約，通過交易平臺的流動性實時釋放倉單回款。這樣的業務模式既提高了實體企業融資可得性，也降低了銀行信貸風險。通過聚合金融機構服務，改善了實體企業面臨的金融服務碎片化現象。

三是放寬對大宗商品交易平臺跨區域經營展業的限制。大宗商品可移動、可流通、實體化的屬性決定了其跨區域流轉的特性。且任何一種大宗商品，其市場覆蓋范圍越廣、參與主體層次越多元，其市場有效性越高、越能產生規模經濟。政策和監管不宜限制大宗商品交易平臺在單一行政區域內服務市場，或局限在某些地域特征比較強的品種、品類上，這會加劇市場割裂。只有打通國內市場之間的壁壘，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在全球競爭格局重塑背景下，中國的大宗商品定價能力及全球供應鏈戰略能力才能夠獲得足夠的支撐。

對于目前還在積極探索方向的大宗商品交易平臺來說，其作為中國大宗商品市場中一個重要的“生態位”，在當前特殊的全球競爭格局和供應鏈重塑背景下，要順應歷史脈絡和技術發展趨勢，積極響應政策引導和市場需求，思考和實踐新技術、新模式、新平臺的真實場景運用，摒棄短期思維和浮躁心態，真正讓服務實體經濟和規范發展落到實處，為中國大宗商品全球供應鏈戰略能力提升作出貢獻，實現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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